是战争总要流血，是军人荣耀永恒

－独家专访著名时事评论员刘清先生

乃枫
刊载于《城市杂志》周刊

战争是残酷的，是战争总要流血牺牲；
历史可以评价战争，而军人的荣耀永恒。

眼前这场颇有争议的伊拉克战争打到今天，几乎天天都有坏消息传来。出于稳定时局的善意考虑，人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关于前线阵亡将士的人数统计了。然而，我们这些有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尽享天伦的普通美国人，恐怕一天也没有忘记那些正在消烟弥漫在战场上，为美利坚的荣耀而浴血奋战的血气方刚的军人。美利坚的荣耀属于他们，而军人的荣耀，正如天地、日月－永恒。

本周初，坏消息再次传来。这次的，更是触目惊心－23岁的克里斯丁•门恰卡（Kristian Menchaca）与25岁的托马斯•娄维尔•塔克（Thomas Lowell Tucker）上星期五于巴格达城外执行任务时失踪。
星期二，有消息传来，军方搜索人员在离二人失踪现场不远处发现两具尸体。据称，尸体颈部以上解体，有理由相信，他们很可能被敌人以最惨绝人寰的手段予以杀害。
关于身份的NDA认证尚需几天时间，但消息已经过早地通知了军人的家属。不难想见，两个可怜的母亲该如何肝肠寸断。
就在几天前，塔克的母亲还收到了儿子的电话。儿子在电话中说，“为我自豪吧，妈妈，我是在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战。代我向姐姐，还有我的小外甥问好。我挺好的，过几天就要回家了！”
是呀，儿子过几天就要回家了。这对于牵肠挂肚的母亲，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然而，母亲等来的，竟是如此噩耗！

的确，对于这场战争的价值，我们何尝没有争议？然而，争议却绝不影响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得更加坚强。此刻，每一个有良知的美国人的心，都早已飞向了遥远前方的大漠消烟，飞向了两个肝肠寸断的可怜的母亲。本刊记者怀着一颗沉重的心，访问了同是军人，同样顶过枪林弹雨，甚至把一双眼睛仍在炮火中的刘清先生。

截然不同的区别

记者：刘清先生，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尤其感谢您答应回忆当年您在战场上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在开始采访之前，请首先接受我代表《城市杂志周刊》的全体读者，向您转达的一份崇高敬意。在我们的读者看来，不管哪个时代，也不管哪个战场，只要他是军人，在他的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没有退缩，甚至挺身献出过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包括生命，那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不管他是否还活着，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刘清：真感谢你，这么多年了还这样说。军人也是人，也有感情。你这话，叫我听了心里很热。
记者：您知道，从战争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每天都有坏消息。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听说被人屠杀的两个年轻士兵，好像叫人心里格外不好受。
刘清：我也是一样。
记者：那就请您从一个军人的立场、一个过来人的立场，谈谈您对这一杀戮事件的看法吧。
刘清：首先，我想说的是，作为军人，从被征招入伍的那天起，你就已经抱定了为你做军人的天职牺牲的决心。战场上嘛，两军对垒、炮火横飞，子弹那东西可是不长眼睛的。因此，牺牲是必然的。牺牲固然叫人痛心，但我不会为牺牲吃惊。我吃惊的是，仗打到这个份上，打到军人丧失了理智，甚至动用了砍头杀战俘的骇人听闻的手段，这是常规战争中绝不多见的。但它也足以说明，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有多么凶残。
记者：对不起，我想插一句。您说到丧失理智，这几天正在审理的我们的士兵曾向当地无辜百姓开枪的事件，是不是也属于丧失理智的行为？
刘清：当然，案件正在审理。如果通过审理确定他们的确那么做了，当然同样属于丧失理智的行为。当事者为此应该接受军法的制裁。但这两者之间是有截然不同的区别的。首先，我们的，是各别士兵的个人行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基本区别就在于，那些各别士兵的行为，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是不接受的、不认可的、不容忍的。将近一个月的调查，以及接下来的开庭审理，还有后来很可能对开枪士兵的严肃处理，乃至依法判决，就是最有力的说明。我们是文明国家、文明军队，仗可以打，但滥杀无辜却绝对不行。而他们的呢？是盖达头目公开承认的军事行为，不是吗？今天不是还有消息说，盖达头目公开宣称人是他亲自动手砍的吗？因此，他们的行为是不折不扣的军事行为，而并非个人所为。
记者：您的这个解释很有必要。我想，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正在审理我们的士兵向无辜开枪事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被俘士兵又被盖达份子砍头屠杀，表面上看，好像一报还一报，其实不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想，您的解释很有军人的分量，它一定会使很多人澄清模糊认识。

军人的荣耀永恒

记者：我想问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您知道，凡是战争总不免要接受后来历史的评价。往往，一场你所曾经为之出生入死的战争，在后来的社会评价中却被人们否定了，比如，我们的越战。不管这种否定是否能经得住后来的历史考验，或者说它是否近人情，做军人的，心里想必总会有那么一股怨气。随之而来的，军人的荣耀也跟着缩水、打了折扣。请问，您是怎么看待军人的荣耀的，我的意思是，哪怕是在一场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战争中所赢得的荣耀？
刘清：我非常愿意回答你的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要确立一个讨论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或者说，你自己认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军人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做平民百姓的时侯，对政治有发言权，在退役之后也有发言权，但唯独在他服役期间，是游离于政治之外的。他本人，乃至他肩上所负的军人的天职，都不允许他对政治做出任何评价。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很有可能发动或者参与一场后来被历史否定了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又是军人参与打的，因此，表面上看，好像战争的正义与否与参予的军人有关。其实不然，军人就是军人，战争的正义与否，与军人本身毫无关系。身为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往大里说，他的国家叫他往哪里打，他就往哪里打；往小里说，他的上一级军官命令他前进，他就绝不应该后退。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这场战争后来是否被否定，军人就是军人，除非你是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否则，只要你敢于冲锋陷阵、流血牺牲，军人的荣耀是永恒的。
记者：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
刘清：还需要补充一点，也是最实际的一点，那就是，作为军人，实际上他是无权选择的。第一，当兵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逃避兵役是犯罪的。你没有理由说，“不行，我要考虑一下这场战争是否正义”，“让别人去吧，我不去”，等等；第二，战场上，你的上司的命令就是天职，你要绝对服从，命令你冲锋的时候，你要是敢退却一步，你的上一级军官有权将你就地正法。
记者：明白了。刚才开始的时候，您说您愿意回忆一下您所经历的那场不堪回首的战争，那我就斗胆问一个我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
刘清：问吧。
记者：您的……眼睛是怎么失去的？
刘清：是在炮火中。不过，不提它也罢，我早已经忘却了。何况，我的好多战友们都远没有我幸运，他们如今都还躺在那里。

积极营救与过早通知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其中一位遇难士兵的舅舅批评军方说，他们应该尽早组织营救。说我们有若干在押战俘，为什么不尽早提出战俘交换？您对这个批评有什么看法？
刘清：我觉得，作为遇难士兵的家属，这种心情可以理解，甚至没有人忍心在这个时候去更正他们。但问题是，这个想法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是的，常规战争中，交换战俘的事时有发生。但你想想看，常规战争有将战俘的头砍下来的吗？要知道，与我们交手的，是一帮丧心病狂的亡命之徒，生命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什么，他们能把自己做成汽车炸弹，能开飞机，连人带机炸毁你的大楼，他们会在乎几个被俘士兵的生命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知道生命的价值，有关交换战俘的营救方案肯定有过。但问题是，直到有人承认之前，你知道跟谁去交换吗？他们肯换吗？因此我说，起码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责备军方。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尸体发现后的第二天，在DNA尚未确定身份之前，军方就通知了家属。还有消息报导说，通知的时候，甚至向家属描述了尸体因颈部以上解体而无法辩认的理由。因此，有关方面指出，这种做法有失妥当。这事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军事常识的人来说，对错都无从评价。请问，您觉得，这种做法是否妥当？
刘清：我认为，这事处理得似乎不够妥当，有明显的舆论宣传迹象。按常规，要想通知家属，起码也要等到身份确定了之后。否则，一旦有了转机，比如，DNA检验确定不是，你还怎么回头？另一方面，即使通知家属，也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清楚，就说“执行任务时不幸阵亡”足矣。你把那么骇人听闻的惨状描述给一个母亲听，做母亲的，还活不活呀？
记者：是呀。您刚才说，有舆论宣传迹象，是指什么？
刘清：还是那句话，心情可以理解。我想，无非是出于教育国民认识我们面临的敌人有多么凶残、多么丧心病狂的目的。但它的客观效果是，它让一个母亲在失去了儿子之后，又在心灵上戳下了一个永生不能愈合的伤口。
记者：是呀。无论如何，到今天，好像还没有DNA检验结果。但愿那两个母亲还有一线希望。
刘清：可不是他两个，就是另外两个。哪个母亲不是母亲？哪个儿子不是母亲身上掉下来肉？现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乞求这场战争早点结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