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忧的大陆“文坛骂战”

－城市杂志独家专访蓬丹

乃枫
本文刊登于《城市杂志·周刊》



最近，中国大陆文坛正在发生的一场的“骂战”十分抢眼。据记者瞭解，“骂战”是去年七八月间开始的，到今年二月逐渐形成气候。参与“骂战”的双方一是以文学批评家们為代表的“批评派”，或曰“老生代”，一是以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及其追随者们為代表的“激进派”，或曰“后生代”。连续唇枪舌剑大半年，双方均无丝毫厌战情绪。相反，污言秽语、越骂越烈，大有烽火连天之势。与此同时，许多评论家、观察家、热心者、过路人，也纷纷参战，使得这场“骂战”风起云涌、一再升级，形成了一道虽然热闹非凡，但却并不好看的风景。
本刊记者不知此景堪喜堪忧，因此拜访了北美洛杉磯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蓬丹女士。為使读者对这场“骂战”的始末能有一个大致的瞭解，现将其来龙去脉做以下简单介绍。

“骂战”的起因

依据中国大陆近年来约定俗成的一个时尚称呼，人们将上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作家统称作“８０后生代”。这一代作家虽然一如老一代作家，在写作风格上因人而异，但他们普遍有两个特徵，一是為人胆大，敢写别人不敢写的，敢说别人不敢说的，另一个特徵是，当作家的，以漂亮女人為多，而且人越是漂亮，书也便卖得越好。如此，便有了所谓“美女作家”文化贵族的划分。从当初最早的《上海宝贝》开始，到后来的《北京娃娃》，一已发而不可收。就其作品内容而言，一般以性作素材，以写性交為主题，其情节则為连贯的，或者不连贯的，与相同伙伴，或与不同伙伴之间的床戏。因此，抢眼得很。
如今的中国大陆，為集中体现当局一心抓经济建设的主导方针，对文化领域裡出现的诸多现象似乎也懒得管束，於是，从开始时含蓄的“用身体写作”发展到具体的“用下半身”写作，再从起初的“美女作家”到应运而生的“美男作家”，接下来再从“抄袭”演绎到“官司”……於是，寂寞了几千年的“文坛”出现了一片史无前例的“繁荣”。后来不知哪一天，有人觉得这样玩不够过癮，便站出来自报家门：“我是美女作家”。这奶声奶气的一声娇喊可不要紧，惊醒了一大半中国人。至此，各种“文坛盛事”层出不穷，作家们再也不要像那些呆头呆脑的“榆木疙瘩”们那样去埋头耕耘了。人们纷纷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台，决心与以往独霸舞台的时装模特们一比高下、一决雌雄。
比如，号称“酷酷”的ＸＸ、绰号“另类”的ＸＸＸ、公认“美艳”的ＸＸＸ，等等，这批“８０后生代”作家纷纷登台亮相，给一向乾燥的“文坛”注入了从未有过的时尚元素。也正是这样的时尚元素，让“文学”从此不再属於精神层面，而与所谓的“人间烟火”越走越亲。
“文坛”的娱乐化深得一部分人心。他们认為，这种新时期的“文学”特徵，让“文学”有了“亲合力”，因此也深深吸引了广大受眾。同时，随著“作家明星”潮的一再崛起，其无疑将会产生更好的市场效应。
所言果然不虚，作家们从此享受了空前的礼遇，如某作家前不久於沉阳签名售书，其人潮汹涌之盛况，不亚於史上任何一次歌星签名。
如此盛况令人欢欣鼓舞，新人新事於是层出不穷。表现最突出的是书名，无论谁的作品，也无论写的是什麼，都一个劲地朝著一个低级的、丑陋的、与性和性交有关的方向狂奔。即使是以往以严肃作家著称的ＸＸ，也打出《有了快感你就喊》的鲜亮旗号。至於《我这里一丝不挂》、《不想上床》、《明星那事儿》更是不胜枚举、俯拾皆是。最叫人拍手称快的，莫过一位杂文名家。听说最近出了一本杂文集，你猜那书名能叫什麼？老天爷，打死你都想不到，叫《忍不住想摸》！
与此同时，被划分為“老生代”的作家们则相对寂寞。不过，他们大多数还都能忍得住“寂寞”，更不打算為迎合什麼时髦而“重修边幅”，甚至连好坏意见也都懒於表达。按说，想摸的就摸，不想摸的拉倒，“穿衣戴帽”，个人所好，至此本该相安无事。可谁知，到底还是有人忍不住，比如，像以评论家ＸＸ為首的“卫道”一伙，便站出来说三道四。在他们看来，这种花样翻新的媚俗之举虽然热闹，但都与文学无关，况且，就那些媚俗的文字而言，於雅、於俗，也都并无太高的“营养价值”。
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互联网上顿时一片叫骂，其中不乏北大、清华等一流学府以文学為研究对象的高材生。“老生代”们於是不服，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一场旷日持久的“骂战”就这样开始。

吃惊、气愤、担心

记者：蓬丹女士，您是北美洛杉磯华文作家协会的创会会长，几十年来，您的作品在美国和台湾也都销得不错。再说，这些年您也一直在从事文学、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我想，这事您应该相对更有发言权吧。不知您对这场“骂战”有些什麼看法？
蓬丹：开始我是感到吃惊，后来感到气愤，再后来，我渐渐担心起来。
记者：能不能具体说说？比如，开始的时候，您是一种什麼样的感受？
蓬丹：在我们这些出生在台湾的中国人眼裡，我们始终把中国大陆看作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摇蓝和源头。就我本人而言，我对中国大陆文化的关心，实际上出於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為他们的进步感到高兴，一是希望能多读一些他们的作品，以便从中摄取营养。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更何况我们是同属於一个文化渊源的炎黄子孙。如今这种“风气”的出现，开始的确叫我吃惊不小，我不相信它会发生在中国大陆。有关方面為什麼不可以出来管一管？哪怕疏导一下也好。当然，这种吃惊对於我来说，还有很大程度上的失望。
记者：那后来呢？
蓬丹：后来我感到有些气愤，实际上这也是產生於失望的基础上的。但认真想，光是失望和气愤总还是无济於事，作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力表示自己的不满，有责任為维护文学的严肃性和纯洁性做点事情。因此，我曾先后在互联网上不署名发表过一些我的看法。但后来我看那些人的气势，好像持我这种意见的，并不一定占多数。我开始担心起来，长此下去，我们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是不是要断送在这些人手上？我还担心孩子们，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孩子们怎麼办？文化的未来怎麼办？文学的未来怎麼办？

文化与文学的定义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文化，又说到文学。能否请您就这两者的定义帮我们的读者区分一下？
蓬丹：这方面您比我清楚。但既然说到帮助读者区分，那我就尽我所能，谈点粗浅的看法。
记者：您不必客气。
蓬丹：文化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文学是这个抽象概念项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支领域。比如，女高音虽然包括在音乐裡边，但你不能说女高音就是音乐。同样，依次类推，文化裡边虽然包括音乐，但你不能说音乐就是文化。换句话说，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是一个独立的、经过提炼的高质量的组成部分。你查一下牛津字典就清楚了，关於“文化”，那裡的词条解释是，“the particular system of art, thought and customs of a society”，意思是，“一个反映某种社会的思想、习俗，以及艺术形态的特定体系”。而关於“文学”，那裡的词条解释是，“written works that are of artistic value”，意思是“具有艺术价值的，以文字写成的作品”。
记者：经您这样的引经据典，再回过头来看，问题可能会清楚不少。
蓬丹：是的。因此，关於今天的这场“骂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不是“骂战”本身。拋开他们双方的是非曲直不谈，我觉得，人们首先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那就是逻辑上的混淆。说得明白一些，逻辑混淆表象在两个方面。首先，这场“骂战”，充其量只能是某种文化现象，至於它能否代表文化这个整体定义，你只要依据上面的牛津定义，看看它是否足以代表中国大陆的思想、习俗，以及艺术形态的特定体系，问题也就不辩自明了。
记者：有道理。真高兴今天采访到您，我好像也茅塞顿开。
蓬丹：不要那么客气。我想举个例子。比如，在老一辈的中国男人嘴上有句歇后语，叫作“木匠打老婆－有尺寸”。我的问题是，虽然那个时代打老婆这种现象司空见惯，甚至非但不必遭到谴责或处罚，还要“赞扬”他“有尺寸”，但你能说“打老婆就是中国文化”吗？同样，这样的事，在美国行不通，打老婆是要坐牢的。那么，你能不能说“不让打老婆就是美国文化”呢？道理很简单，某个小的局部或者某种短期现象，不能代表文化的全部。因此，我不同意他们把这场“骂战”说成是文化之争。这是他们在逻辑定义方面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记者：有道理。那么第二个逻辑错误呢？
蓬丹：那就更明显了，也正是目前这场“骂战”所围绕的核心。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低级的、丑陋的、与某某行為有关”的东西究竟是否属於文学范畴。如果说，上面讲的“打老婆”现象因為曾是某种社会文化项下的某种短期现象，因此而与文化体系具有某种枝与干之间的隶属关系的话，那么，这种“低级的、丑陋的、与某某行為有关”的东西与文学之间，就风马牛互不相及，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我不知别人怎麼看，在我眼裡，文学是座殿堂，那是一座神圣的殿堂。走进这座殿堂的，你就算不是学著，也是要沐浴、更衣、洁心、净手的。当然，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也都涉及了性的领域，有的甚至还是大量的，但那是主题的需要，是发展情节的需要，是构成矛盾冲突的需要，也是刻划人物的需要。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可能读者都不陌生。试想，马斯洛瓦与聂赫留朵夫之间，如果不写那个冰河解冻的夜晚他们之间的那场性冲突，读者就无法理解若干年后，当聂赫留朵夫怀著极其负疚的心情，去监狱裡探望马斯洛瓦的时候，马斯洛瓦何以无恨、无怨，甚至没有了做人的尊严，而只问他“你身上有五个卢布吗？”多麼震撼人心的沧桑巨变，而这一切，竟然是一个男人的一时发泄带给一个无辜女人的。然而，那个时代的俄罗斯，除了流放一个无辜女人，还能做什麼？试想，如果没有前者的铺垫，那么，读者就无法理解聂赫留朵夫的懺悔，无法理解马斯洛瓦的木纳，无法理解那个本末倒置的时代，更无法理解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关於良心复活的无声呼唤。
记者：不错，我有绝对一致的同感。
蓬丹：因此我认為，凡是离开了主题、情节、矛盾冲突和人物刻划的需要去写性的，就是宣淫。中国歷史上，这类宣淫的文字著实不少，可以说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但它们从来都与文学无缘。因此我认為，如果说逻辑概念上的混淆还是个学术问题，因此可以反复讨论的话，那么，以文学的名义去宣淫，去模糊视听，便是一个人的道德问题了。

文学与市场

记者：说得漂亮，我简直要给您鼓掌了。
蓬丹：多少有点激动。
记者：我也如此。那么您对文学和市场是怎麼看的？
蓬丹：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期，文学始终是少数人的精神食量。这种食量如果有一天被大多数人所追求，那是时代的进步，是文学的荣幸，但即使永远不被大多数人追求，文学也必定洁身自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与市场没有任何关系。但反过来，文学家既然作為社会人，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社会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以他手裡的笔、以别人所不具备的才华和灵气，不计代价、不计报酬、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宣扬和歌颂真、善、美。因此，文学负有教化社会的歷史义务。这个义务与金钱无关，也与市场无缘。这是歷史的事实，也是不分种族和国籍的普遍。正是因為如此，莎士比亚活著的时候没有看见自己的一部戏，曹雪芹也只能是贫穷潦倒，孑然一身，茅草屋裡终老一生。这些是有史以来文学的最大悲哀。但我想，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曹雪芹，当初他们选择做作家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安贫乐道了。
记者：是的，因此他们才受到后人永恆的敬仰。说到今天的“骂战”，您觉得它是否可能动摇您说的这些信条，乃至最后对文学构成致命的威胁呢？
彭丹：应当承认，长此下去，它会对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情操素质产生某种意义上的伤害。但对於文学而言、对於真正堪称作家的作家而言，高贵者只能因此更高贵，庸俗者也只能因此更庸俗。说破了天，阳春白雪走到天边都还是阳春白雪。至於您说的最后是否会对文学构成致命的威胁的担心，我看暂时不必，等到哪天人类社会进步到欢迎外国元首的国宴上可以穿拖鞋、裤衩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宾主哈哈大笑，作為采访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