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奉那个在天空写字的人

——评王方晨《快雪时晴》

李恒昌

来源：三秦都市报

读过王方晨的小说《快雪时晴》，老竹在北广场空书的身影总在眼前晃动——指尖在空中轻轻划拉，像在捞取水里的月光，明明什么都没留下，却比任何墨迹都让人记牢。

这篇小说最动人的，是把传统文化的重量，装进了一个普通人的人生褶皱里：柔佛巷的泉水、帆布厂的木案、阮阿庆的胡琴，还有那手“写了就散”的空书，说到底都是一回事——传统从不是博物馆里的老碑帖，而是活在人身上的精气神，跟着人经历背叛、伤痛、坚守，最后长成生命的一部分。

老竹的“空书”颇有一番耐人寻味。年轻时在帆布厂写书法，木案宽得像湖面，墨是家门口的泉水研的，字写得再好，总像“给别人看的”。帆布厂改成口服液厂，有人说他赌气，可看他在雪地里写“小梅”——那字随雪化了，却比刻在石头上还清晰。相伴十五年的贤妻亡故，他烧了所有字纸，改在空中写，人们才懂这“空”里藏着真意：文化若只盯着“留下什么”，就成了死物；真正的传承，是像泉水一样，流过手心，润了心，哪怕没留下痕迹，也算活过。

他的一辈子，都在跟“载体”较劲。年轻时觉得字要写在宣纸上，才算体面；中年明白，字写在心里，比裱起来更结实。就像柔佛巷的泉水，从老辈人传到他手里，没装在玉壶里，就盛在粗瓷碗里，可清冽劲儿一点没少。他拒绝调去文化馆，不是守旧，是知道文化得长在烟火里。街坊的唠叨、小泉的叮咚、帆布厂的机器声，都是书法的“墨”，离了这些，字就成了无根的浮萍。

连他的感情，都带着文化的影子。跟小梅分开那年，他没哭，只在雪地上写她的名字，字被雪盖了，心却亮了：原来伤痛能变成字的骨头。后来菊陪他过日子，不催他“写点能卖的字”，只每天去泉边给他汲水，那水桶晃悠着走过巷口的样子，倒比任何赞美的话都贴心。

泉水这东西真妙，既是研墨的水，也是过日子的水。文化和生活本就该这样，你中有我，分不出哪是传统，哪是人生。

阮阿庆的胡琴和老竹的空书，像一对老伙计。胡琴被人撅折，阮阿庆没骂街，在病房里空拉，像老竹在空中划字，都没“声响”，却比任何呐喊都有力量。

这让我想起巷口的老槐树，春天开花没人特意看，秋天落叶没人特意扫，可它就在那儿，把年月酿成了树荫，这才是传统该有的样子：不嚷嚷着“我很重要”，只悄悄融进日子，等人需要时，一抬头就能看见。

小说里的意象总在悄悄说话。雪下了又化，像人生的伤，来了又走，可雪地里写过的字，会变成心里的疤，也变成文化的痕。泉水流了百年，没刻意“传承”，却让老竹知道，什么该留，什么该放。

还有那只白鹭，从竹枝下走出时，像老竹的字活了过来——文化从不是硬邦邦的“规矩”，是能跟着人飞的，能落在寻常巷陌，也能飞向更远的地方。

合上杂志时，窗外正落小雨，忽然懂了老竹的“空书”。他写的哪里是字？是把传统文化的根须，扎进了自己的生命里。帆布厂的机器声、小梅的背影、菊的水桶、阮阿庆的胡琴，还有柔佛巷的泉水，最后都变成了他指尖的轨迹。

这大概就是传统与个体最妙的相处：人不用刻意“背负”文化，只需要认真活，文化自会像泉水漫过石头，在生命里留下该有的样子。

字写在纸上会黄，写在心里，永远是新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从来不在“留下多少物件”，而在有没有人把它当成日子的一部分，带着它经历悲欢，带着它走向明天。

这或许就是《快雪时晴》最珍贵的地方——它让我们看见，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是文化的笔；每段走过的路，都是文化的纸。

什么时候，我也试试在空中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