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张守刚

2011年5月，当故宫建福宫事件发生以后，进入建福宫的所有通道都被锁住了。

    故宫该不该商业化，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古建筑能否商业化？第二，享受财政拨款的国有博物馆，是否应该商业化？
    先谈第一个层面。笔者认为，为尽量全面保护古建筑原貌与文物价值，不宜进行任何商业开发，这应该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先以建福宫为例，建福宫是“复建”，这可能让它的文物价值打了些折扣，但它仍然承载了历史的内涵和艺术的韵味，是不能以“一所平常的房子”来定位的。
    这样的建筑，如果真如同故宫声明中所说，仅仅用于贵宾接待、举办新闻发布会、小型展览、主题沙龙、讲座等文化活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成为某些人专享的、封闭的、排他的“全球顶级会所”，无疑是越过红线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被忽略的正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殊性，即它们大多为土木结构，不管是使用年限还是易受损的程度都相对较高。
    其实，公众对“建福宫涉嫌做顶级会所”的强烈反感，与国内古建筑保护过分商业化的倾向也有关系。任何一位参观者，无论在故宫还是在颐和园、天坛等地，都会看到鳞次栉比的廉价且同质化的旅游商品店，感受到强烈的“铜臭”气息。更不断有媒体爆出，有些名人故居建成了高级餐馆、私人会所等丑闻。所以，这并非针对故宫，而是民意的一种习惯性反弹。
    第二个层面，享受财政拨款的国有博物馆能否商业化？
    其实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根据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博物馆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多渠道筹措资金，促进自身发展。”2001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北京市博物馆条例》也明确规定：“博物馆可以依法开展符合本馆特点的经营活动，接受损赠、资助。”也就是说，无论是国有博物馆还是非国有博物馆，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是“有法可依”的，公众尽不必大惊小怪。目前国有博物馆的收入来源，多数还是靠国家财政拨款，比如故宫就是国家全额财政拨款，即使它拥有数额惊人的门票收入，也是要悉数上交国家。此外，一些文化产业的尝试，还只是停留在日常饮食、场地出租、纪念品销售等初级水平。

在故宫探索商业化的道路上，建福宫被否定了，这样销售旅游纪念品的商业化模式，还会不会有更好的方式呢？

    而放眼国外，世界博物馆学界早在20年前就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博物馆商业化已经是共识。资料显示，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在2007年时，政府补助占其总收入的56%，社会捐赠占6%，经营性收入占38%。而法国的卢浮宫在2008年时，法国政府仅资助其一半的预算，约为1.8亿美元，剩下的经费全由卢浮宫自给自足。
    他们的探索方式，说起来可能令国人咋舌。2004年6月，印度富豪米塔尔为独生女举行为期6天的“世纪婚礼”，其中花了9.6万欧元租下了凡尔赛宫举行千人晚宴，又用5万欧元租下维孔宫和杜伊勒里花园，并在花园里举办了盛大的焰火晚会。另据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近期打算，把凡尔赛宫中一栋荒废的宫殿改建成5星级酒店。
    试想，如果有人想租下故宫办私人婚礼，或在故宫里建设酒店，公众又会是怎样一种强烈反应？由此联想到早前引发轩然大波的故宫“星巴克咖啡”事件。其实，麦当劳早就入驻了被视为法国精神象征的卢浮宫，蒙娜丽莎的鼻子多年前就嗅到了薯条的味道；而凡尔赛宫公关部负责人也表示，美国品牌进入算不上什么问题，只要游客有相应的需求就行。
    也许有人要说，这大概跟西方与中国宫殿的不同有关。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中国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使得西方宫殿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能实现更多的可能，而遭致的损坏也相对较小。比如，在杜伊勒里花园举行的焰火晚会，则是绝不可能在防火重地故宫进行的。
    另一种声音则说，中西方宫殿存留于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同，也是商业化开发接受度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中国，故宫作为沿用了几百年的封建王朝的宫殿，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与文化，更承载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威严，因而在国人看来十分神圣。而西方的宫殿未被披上那层神圣的外衣，其负担相对则要轻得多。
    总而言之，对博物馆商业化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包括故宫在内的国有博物馆都可以进行商业化的尝试，但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应该设立不可逾越的底线。比如，在中国的宫殿，商业化的对象应该有所选择，可以是能体现中国风格的商业活动，或者是格调相对较高的商品。而那些洋式快餐、低廉的旅游产品，应当适当退出故宫。

……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