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任平生

蝗虫吃光所有的庄稼，令农民颗粒无收，沦为流民——蝗灾直接的受害者是农民，但如果从社会稳定与蝗灾之间的联系来看，远处的皇城，也在蝗虫的啃咬下摇摇欲坠。

    中国历史上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

    河南一直都是蝗灾的多发地、重灾区，明末更甚，这和河南的地理位置以及明末气候的变迁有着重要的关联。明末河南蝗灾的范围几乎遍及全省，以黄河沿岸最为严重，而且一半以上的蝗灾都是连年发生的，崇祯时期更发生了连续五年的大蝗灾，生活本已贫困的农民遇此灾害，急需国家的赈济和地方精英的救助。

    然而从万历到崇祯，明王朝的国家实力日渐衰弱。虽然万历朝国家对河南蝗灾比较重视，采取各种方式减轻灾民负担，有时候还会委派官员发粮赈济，帮助灾民度过蝗灾，但农民起义爆发后，战争日益加剧，军费开支巨大，国家对河南蝗灾的赈救能力大大减弱，只能依靠地方精英救荒，灾害较弱时尚可应付，灾民能够度过危机，恢复正常生活。但是到了崇祯朝，面对连续四五年的大蝗灾，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所有人都只能是有心无力。国家赈济减少，地方精英赈济不济，农民为了生存，或举债，或流移，越来越多人死于饥饿。贫苦无告的农民纷纷发展成地方性的起义队伍。

    李自成入河南后，收留灾民，并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深得民心。“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传遍了远近州府，生活在死亡边缘的灾民“纷纷附之”。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载了李自成大赈河南灾民的盛况：“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李自成的实力迅速增加，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从五十骑发展到百万之众。当地的那些乌合之众，毫无组织、混乱一团的饥民，在投入身经百战、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李自成麾下之后，也很快就转化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从此李自成的军队成为农民军中的主力军，在对明军的战斗中节节胜利。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杀进洛阳，俘虏了崇祯皇帝的叔父、福王朱常洵，之后乘胜三打开封城，消灭几十万明军，摧毁了明朝在河南的军事力量。此后，起义军进入湖北，攻克襄阳，然后北上攻下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国；二月，起义军渡过黄河，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大同、宣城而下；三月，攻下了北京门户居庸关。三月十九日清晨，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明王朝覆灭。

    历史学家邓云特在其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中说：“灾荒严重发展的最主要结果，就是社会的变乱，所谓社会变乱的主要形式，不外人口的流移死亡、农民的暴动和异族的侵入。”就明末蝗灾而言，其引发的社会变乱主要是前二者，其中“农民的暴动”则是最严重的后果。这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变乱，最终以政权的更替而告终。

    崇祯死，李自成下令予以“礼葬”，并在其《登极诏》中给崇祯以“君非甚暗”的评价。崇祯不是昏君，他拥有极强的政治手腕，心思缜密，果断干练，并且精力充沛，几乎拥有历史上所有明君的特征。然而他逃不出这结局——明朝灭亡，亡在他的手上。从明末蝗灾的角度来看这个结局，也许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崇祯的命运，那就是：无力回天。

（节选自《中华遗产》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