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先人吃什么？

    1973年的初夏，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东方红大队决定建造一座防洪抗旱的抽水站。队员们在姚江边开挖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们洞穿的是历史长河的河床，从中喷涌而出的不是浑浊的泥水，而是蕴藏了六七千年之久的文明陈酿。它就是分布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经过两次发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世界水稻的原产地。在这里，出土了很多有关稻作农业的直接证据：在大多数探方的第4层上部发现了棕褐色“夹心饼干”式的有机质堆积，细分之下，它多达十多层，其主要成分就是植物遗存，其中包括水稻茎叶、稻谷粒、秕谷、谷壳等大量的古代水稻遗存。据碳-14年代测定，这些水稻遗存距今约7000年。而当时在世界其他地方，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年代这么久远的稻类遗存，河姆渡为中国赢得了“水稻起源故乡”的称号。

    令参观过河姆渡发掘现场的专家们都忘不了的是，很多遗物刚出土的时候面貌几乎完好如初。稻谷、稻杆、稻叶、谷壳、芦苇、绳子……色泽新鲜，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数千年前的物品。特别是水稻遗存，有的谷壳连表面的隆脉和稃毛都鲜艳清晰，还有稻杆与稻穗连在一起的整株水稻，鲜活得好像昨天才被人收获回来一样。后来的农业史专家都应该感谢河姆渡遗址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地下水环境，是它们联合促成的合适条件，才使得这些遗存好像进入了“远古信息保险箱”一样被完好地保存。

    在河姆渡被发现之前，在讨论稻作农业起源地时，世界上有很多种声音，有人认为是东南亚、有人猜测是南亚，也有人主张是中国。而河姆渡大量保存完好的水稻实物的出土，结束了这一长久的争论。

    近百年来，我们用考古的手段可靠地了解到，在距今1万年前，在西亚、中南美洲、北非和中国等地方，一直习惯以采集、狩猎（渔猎）为生的先民们渐渐悟到一种崭新的生业方式——改造自然、种植植物、畜养动物，即我们所说的“农业”。至于生业方式为什么由采集、狩猎向农业转变，一说是气候突然变化所致，一说是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不管是由于什么契机，若探究起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生产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辛苦的事。

    我们在讨论农业起源的时候有个理论：人类从事农业，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同狩猎和采集比较，农业的收获营养成分差、口味单一、需要付出的劳动多，任何人如果只需要负担自己的温饱而不用养活更多的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都宁可去捕鱼、采集蘑菇、猎取野兔……而绝不会选择农业。根据河姆渡文化的时间段（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300年），我们假定河姆渡时期的古稻田存在了1000年。按每克土29400个植硅石换算成地上干物重（稻秆、叶），再按地上干物重的35％作为稻谷重换算出稻谷的年产量， 6公顷稻田1年的总产量为9000公斤。按每人300公斤标准，可供养的人口仅为30人，即便稻米占食物总量的一半，能供养的人口也才60人。也就是说，河姆渡先民的生活远不如想象的“饭稻羹鱼”那样美好？就算当时已经开始了农业，他们也仍然挣扎在与饥饿的斗争中。通过我们的科学工作，澄清了之前大家对远古生活的童话式的想象，还先民生活以本来面目。

    2004年，在与河姆渡遗址的直线距离只有7公里处，发现了与河姆渡遗址几乎完全相同的田螺山遗址，这是天赐良机，我们可以通过对田螺山遗址的科学发掘与研究来探讨河姆渡的问题。

    这一次，考古工作者把国内外现行的所有最新的科学方法都用到了田螺山遗址的发掘上，其中就有专门用来发现和获取植物遗存的浮选方法。与30年前在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相似，田螺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的稻谷、稻壳，以及菱角、栎果、柿子核、葡萄籽、猕猴桃籽等植物遗存。但与 30年前不同的是，这次由于采用了科学的浮选方法，对所有的发现都要进行量化分析，希望可以从分析中看出7000年前河姆渡人的生业方式，即河姆渡的稻作农业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根据对水稻和菱角、栎果、柿子等植物遗存的出土量的统计和比较，我们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即河姆渡时期人类仍然处在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转变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农业阶段。菱角、栎果、柿子等依靠采集获得的野生植物类食物的大量出现，说明在河姆渡的时候，大自然还没有逼得人必须依靠稻作农业才能存活。但那时候当地的自然资源显然已经不够消费，必须依靠部分的稻作农业才能支持。

我们经常提及陶器时代、青铜时代、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划分人类历史阶段的名词，其实若根据谋生手段来划分人类的历史，那么只有简单的两大阶段：即300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采集、狩猎的前农业阶段，和最近1万年间的农业时代。

    如果说采集、狩猎经济还不足以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动物本能，那么只有农业的发明才使人类真正有资格称为万物之灵，此后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如建筑、社会分工、艺术、宗教、科学技术、婚姻制度等几乎都基于此。

    农业一旦走上正轨，仅几千年间就飞快地发展起来。为什么农业发展很快，其原因就是人口的快速繁殖。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是一对双胞胎，农业发达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农业的发展也需要更多人，二者绞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同样，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终于由被动地适应自然迈向了主动地改造自然，难以避免的，农业的进步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在300万年的漫长时间里，人类没有选择农业，落后而平和地生存繁衍着。在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突然选择农业，就好像被套上了有魔法的红舞鞋，再也停不下前进的脚步，文明和社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人类在幸福与痛苦的矛盾中不断地走向进步。

    世界上最早探讨农业起源的伟大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谈农业起源的时候说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革命”，农业的起源是一场有革命性影响力的、缓慢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采集、狩猎成分逐渐减少，而农业的比重逐渐增加。河姆渡是很好的例子，向我们展示早期稻作农业的状态。

    在距今5200-4300年，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突然表现得非常发达，同时期的考古遗址数量猛增，在某些区域，良诸时期的考古遗址的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今村庄的分布。还出现了最新发现的、入选了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良渚文化古城遗址”。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没有一定的人口基数来参加修建，这些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各种迹象说明，良渚时期人口有了一个显著增加，而人口与什么如影随形？农业。这说明良渚人已经进入到完全的稻作农业经济阶段，这时候的采集、狩猎已经处于辅助地位，人们主要依靠稻作农业作为食物和生活来源。完全的稻作农业建立了。

    一般认为中国有两个农业起源中心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地区的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中心区，和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地区的中国南方稻作农业中心区。除这两个以外，根据近年的发现，我们提出还存在着一个以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热带农业的起源区，这样中国就有三个农业起源中心区。这三个区域的农业都是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的。其发展模式各不相同。

    根据近年来的新发现和研究，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渐渐明朗：在距今1万年前，栽培稻开始出现（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距今9000-7000年间，采集、狩猎经济向稻作农业经济逐渐转变（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田螺山遗址）；距今7000-5000年间，稻作农业生产体系开始建立并进一步完善，至此稻作农业起源的全过程完成（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