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一本小书The Shortest History of Europe（香港译名《极简欧洲史》），作者是John Hirst，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大学历史教师，其课程生动活泼，受欢迎的程度可能不下于中国的历史教师袁腾飞吧（顺便说，“历史是什么玩意儿——袁腾飞说世界史”中有些观点与John Hirst相当接近）。

古希腊人智力发达，从几何学就可以看出他们有多聪明。几何学的逻辑是从基本定义出发，演绎出其他规则。几何学的起始点是“点”，古希腊人为这个“点”的定义是“有定位而没有量值飞东西”。由此出发，古希腊人定义了“线”、“直线”、“圆”、“三角形”、“正方形”、“长方形”等几何概念。古希腊人研究几何不仅是为了好玩，而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的一个科学途径。在古希腊人看来，科学的答案应该简单，符合逻辑，能用数学来表达。古希腊人这种精致的科学精神与我神州诸子百家那种“不把你说服，就把你说糊（涂）”的阴阳八卦大相径庭。

欧洲史上的另一个特点是宗教，一方面基督教通过“十诫”对人伦道德做了规范；另一方面，教会没有排斥古希腊人的科学成果，而是把古希腊的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部征去服务和支持基督教的神学。出于这个目的，教会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术进行了积极主动的保存。由于当年没有印刷术，一些书本会腐烂，整个中古教会隔一些年就会重新抄写一次，使得许多古希腊和罗马的文献得以保存。所以，千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并不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献的重新发现，因为这些文献本身并没有遗失，而是像古希腊人那样自由的创作科学和艺术，不再用这些古代的科学思想来解读基督教会的神学。

中西古代史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君主的权力。在东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果皇帝缺什么东西，只要没收某人财产或者派兵去集市上抢回来便罢。但是，欧洲的君主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权力。“并非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是欧洲政府思维的基石。由私有财产权出发，衍生出了人权的概念，并走向法制。说到法制，古希腊人几乎在任何学问方面都胜出古罗马人一筹，除了法律。罗马人的民族性比希腊人更务实，他们在征服其他民族之后会仔细研究对方的律法，试图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下令汇编一本《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s Code），是公认最完整的罗马法典，包罗万象，为所有可能的纠纷都定下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匹租来的马被人偷走，租马的人应该负什么责任？这部法典的答案是：他必须赔偿这匹马的成本给马主，因为他应该好好照顾这匹马（当时没有保险制度）。不过，如果这匹马遭人以暴力夺走，租马的人就不必负责，因为他不必为保护别人的马而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但是，如果租马的人过了约定时间没有归还而丢失了马，即便是马被人强行夺走，他也要负赔偿责任。

读罢这本小书，对欧洲为什么走在了人类文明的前列有了理解，也间接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国情有了更多的体会，欧洲的发达不都靠殖民和掠夺，而我朝的落后也未必都是挨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