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笔友陈士翰先生发来自己的新作《罗家伦评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说》，转帖在这里与各位共享】

五○年代的台北，真是汇集全国精英于一地的时代。我有幸于那段期间(一九五四~一九五八) 正在台北就读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刘真不时会邀请校内外的学者、大师作专题演讲。每场演讲让整个大礼堂都爆满。记忆所及，校内的教授有梁实秋、苏雪林、潘重规、陈致平等都曾作公开演讲过；校外请来的有胡适、罗家伦、李方桂等人。

一九五五年，罗家伦应邀来校演讲，他当时年近六十，声音虽沙哑，精神却十足。他和傅斯年是两位早年的「五四」健将，他在三十岁出头就被蔡元培任命为改制后的首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两年任内建树良多，但不知为什麽，他那次演讲的题目却是和国父遗教有关的「知难行易」, 则是《孙文学说》 (图)。  【《孙文学说》曾先印刷“送阅” 本供孙先生赠送他人之用。由上海华强书局正式出版发行。出版后第二天, 孙中山则赠送宋庆齢一本, 并在封面上题写: To my beloved wife. Y.S. Sun. June 6, 1919. Shanghai. (献给爱妻. 孙逸仙, 1919年6月6日于上海)】

罗家伦起先说明孙中山创「知难行易」的原因和内涵，其目的是在鼓励国人不要只说(知)而不做(行)，以致增加国内建设(行)的困难。接下来，他介绍在三○年代初胡适曾提出「知难，行亦不易」之说：胡适认为，「知」和「行」是不能分得很清楚或有先后的。很多的「知」都是由「行」的经验中而得到的；即是「行一点，知一点；知一点，更行一点；越行越知，越知越行」。

对于胡适的意见，罗家伦说出他的论调：「倘若行不易，其病仍是知不足；如经知难，必然行易。」他最后说：「关键在于发展教育以求知识取得，然后才能大胆去做(行)。」他认为胡适所担心的仍是「知难」。由于以上论述，我相信罗家伦是比较倾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法。

表面上看来，他的见解和胡适是不同调的，但没有正面反驳他的老师胡适的意见。当年听了，我是十分敬佩罗、胡二人都能表达各自见解. 让大家有思考和讨论的空间，至今仍记忆深刻。

那次演讲会后，过不了几年（一九六二年），胡适就病逝于南港. 万人瞻仰遗容时，罗家伦是哭得最伤心的人之一 (图二)。再过几年（一九六九年），罗家伦亦病逝于台北。两位哲人先后辞世，至今已四十多年.

【 1962.3 众人瞻仰胡先生遗容，前排左一, 罗家伦; 右一, 王云五; 右二, 宋英(雷震夫人)。(取材自罗久芳着: 罗家伦与张维祯)】

原载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October 28,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