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悲哀的作家叫高行健

【这篇短文写于2000年10月】

天上忽然掉下来个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先生欢喜还来不及，哪里会有什么悲哀之感？虽然海内外网上网下的大小作家多有不服气的情绪，但是高行健先生自己是文人，自然会理解文人相轻的道理，所以他对沸沸扬扬的说他的作品不够水准的议论必定是嗤之以鼻。毕竟得到诺贝尔大奖的是他高行健,而不是老舍、巴金、钱钟书或者王蒙。

且不说文章水准如何，高行健先生与上述几位公认的中国大作家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是法律意义上中国人，而是百分之百的法国公民。在法国这样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理论上所有的公民不论种族、肤色、信仰都有完全平等的权利，所以高行健先生在法国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不知高先生在上一次大选中把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左翼的社会党，还是投给了右翼的保卫共和联盟。可是有点令我们这些外人有几分奇怪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以后法国舆论对本国作家第十三次获得这份殊荣的反响缺颇平淡，似乎还不如对法籍非洲裔的运动员在世界大赛获得金牌来得热情，反而十分见外，一口一个ecrivain chinois。这里的ecrivain是“作家”的意思，而chinois则是形容词，兼有“中国人”和“中文”的意思。还有法国报章为中国人抱不平：难道中国作家需要变成法国人以后世界才会关注他们的作品吗？

这恰恰是高行健先生的悲哀所在。高先生在回答《亚洲周刊》记者“你对中法这两个国家有什么看法”这个问题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在那里（中国）四十八年所做的事情，与我在这里（法国）十二年所做的事情相比，在我的创作生活里，这十二年所做的事情可能几辈子都做不到。”然而，高先生自己不会不记得，他的获奖巨著《灵山》正是1982年他在中国是动笔开写的，1987年去法国两年以后完成的。这部作品经人翻译为法语以后，巴黎的几家打出版社如Gallimard等均拒绝出版，直到1995年才有一家外省的小出版社（Editions de l‘Aube，翻译出版过捷克、越南和伊朗等国作家的作品）才以“On est fou，on publie”（出版社负责人的原话：“我们是疯子，我们出版”）气概毅然出版了这本670页、定价195法郎的作品。这部书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销量大约为一万册左右，这在仅有6000万人口的法国已经是算不错的成绩了。

不管怎样，高先生已经透出口风他对生他养他的故里已经失去兴趣，很多事情已经不太了解，反正“这跟我现在的创作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位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先锋派代表人物之一原来是个电脑盲，自称就是“装了电脑也没时间上网看东西”。我们不由得替高先生感到遗憾：网上的世界其实很精彩，而我们长期落后的祖国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何不尝试去多了解一些呢？行笔至此，不知怎地就联想到高先生当年在中国发表的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暂且胡乱套三用一下当作本文的题目：有位作家叫高行健，有点孤独，有点悲哀。

翟华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