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组织工作多年，有时写一些海外见闻的小段子贴在网上，最早的一篇之一是“海关奇遇记”，发表在90年代海外留学生中颇为流行的网上刊物《华夏文摘》上。此后积累了不少文字，也出了几本小书，包括去年出版的《东方文化西方语》第一辑。今年酝酿出版《东方文化西方语》第二辑的时候，编辑建议把《东方文化西方语》作为本书系列名，另外再起一个书名。由于这次收入了“海关奇遇记”，责任编辑建议把书名定为《国际公务员奇遇记》，征求我的意见。我把其中的“遇”字划掉，把“奇”字放大一点，建议书名为“国际公务员奇记”。责任编辑回信：“就是它了！”

从第一次出国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亚非欧美地方走多了，异国风土人情见怪不怪，却唯独对进出各国海关的各种趣事奇遇印象颇为深刻。记得第一次出国是在1984年7月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填海关申报单，把手上戴的爸爸送给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作为需要复带入境的“贵重物品”申报了。乘中国民航抵达戴高乐机场入境时，正赶上有中国人出境。一些早有准备的同学拿出事先帖好国内邮票的信，请同胞回国后在北京扔进邮筒，省得在国外寄信花外汇。

后来我毕业以后在国际组织工作，第一个出差的国家是我们的邻邦缅甸。那还是在九十年代初，缅甸海关对所有外国旅客作“有钱推论”，特别对他们携带的身上的银子斤斤计较。进关要报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属于犯罪嫌疑人。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当时官价与黑市汇率几乎差十倍。里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仰光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临行前授与我一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若干美金不报，到了那里后再到黑市上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要按官方汇率，那费用可就要惊人的高了，联合国这点出差补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单必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杂费用也不可不以官价适当换些当地货币，否则海关大员一眼便可看出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生活费，一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地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那定主意。在过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囊中所有的美金，前功尽弃，也辜负了专家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防疫黄皮书。我第一次到西非科特迪瓦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直到下了飞机才发现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反正也不能再回去补办，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护照都不看，却绷着脸非要这要命的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的面孔，便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那检疫官员说：“唉，这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颇为理解地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好像日本人都是些天外来客，既不可能被传染，也不会传染他人。总之我就靠自己这张面孔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博茨瓦纳出差，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纳米比亚过夜，可是我没有纳米比亚的签证，心里不免惶惶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点，到达温得和克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只见海关关口闸门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就这样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然，那队伍突然开始向前移动，到前面才发现原来大门敞开，请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岗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纳米比亚”的横幅，我的心情好极了。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也。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马拉维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快，不免暗暗称奇：不愧是老牌殖民者训练出来的，办事效率颇有欧洲绅士之风。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海关官员极为严格，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又在小黑屋里搜身。搜完后又拿出一张巴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的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否满意。如满意可径圈“ＹＥＳ”，如不满意则圈“ＮＯ”。我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ＹＥＳ”了事。不料慌忙中不慎错划了“ＮＯ”，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ＮＯ”必须要说明理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一张表，　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一边顺手撕掉了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不久后到东非著名的野生动物之乡肯尼亚访问，下了飞机进关、取行李、乘Taxi 进城不到一个小时。在旅店里少憩之后，来到旁边的超级市场买矿泉水。这倒不是因为这里的自来水喝不得，而是该国产的“乞力马扎罗”牌矿泉水真正是甘甜可口天下第一（读者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正挑选中，突然听到身旁有人对我大惊小怪地喊：“我的朋友，你在这里呀！”我抬头定睛一看，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非洲人在对我走来。不过，我实在也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他。这时只见他一边用手比划盖戳的姿式，一边说：“我就是你进关时给你盖印的人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他已沉下脸向我诉苦称他的亲人害病需要帮助，不知我可否意思意思。人生地不熟，我顺手给了他一张票子，买了东西赶紧回到旅店。回想起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故事是真是假。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地海关都加强了“反恐”力度，随身行李中不得携带任何超过100毫升的灌装液体。记得我在胡志明市转机，我包里放着的几个煮熟了的鸡蛋还是被X光机发现了，虽然里面的液体已经固化，还是被要求“自动放弃”，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鸡蛋的“蛋”与炸弹的“弹”发音相同。当时手里有一瓶矿泉水，自然也被要求“自愿放弃”，我当时正好有点渴，就扬起头一股脑地把水喝了下去，把空瓶留下了。跟在我后面是一位俄罗斯旅客，也被探测出携带有瓶装液体。我注意到这位俄罗斯汉子和我一样，也扬起头一股脑地把液体灌进肚子。我注意到，海关当时弥漫着伏特加的香气，这位旅客的脸都成了赤色。还有一次在欧洲的一个机场转机去美国，在机场旅客们被要求把电脑开机，直到Windows出现了才放行。我前面的一个美国人的手提电脑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不知是没电了还是机器出了毛病，反正毫无动静，屏幕上一篇漆黑。眼看着后面的人等着着急，只见这个美国人拿起电脑，往地下一摔，机器摔坏了事。他回头看着我挤了挤眼说：这是反恐的collateral damage（附带性损失），回头找保险公司报销去。

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不尽是悲剧。那是圣诞前夕，我路过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那白人官员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这有色人种什么麻烦。只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