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几天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提到人在美国的哈金是西方人眼中最有影响的五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哈金是个知名作家，今天就来谈一谈哈金的一篇荣获美国笔会/海明威奖的短篇小说集Ocean of Words。这篇小说按照英文原题本来可以翻译为“辞海”，却与国内流行的字典雷同，所以翻译为《好兵》。翻译成《好兵》不错，因为书中收集了十二篇以军队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反映了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中苏对峙状态下驻扎在北方边境的中国军队生活。

打开这本书，《好兵》第一篇故事的题目是Report。读完了以后觉得不能按字面意义翻译成为“报告”，而应该是“检讨”。这是一份如今45岁以上的中国大陆人应该熟悉的一种文体，但是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美国读者来说不啻于天方夜谭，难怪哈金成为在美国炙手可热的作家。

哈金写书，不拘泥于使用美国人熟悉的词汇，常常使用“生硬”的中文翻译，更增加了小说的怪异和吸引力。比如“检讨”中表达“老一代革命家”不使用诸如veteran这样的词，而是直接翻译为Revolutionary of the Older Generation。文中还使用了“阶级敌人”（class enemies）“阶级斗争警惕性”（vigilance of class struggle）、“从内部攻破钢铁堡垒”（corroding the iron bastion from within）、“意识形态战线”（ideological front）这样的典型文革语言。

“检讨”的故事很短，只有三页半，情节也非常简单。说的是某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军某侦察连行军通过龙门（音译Longmen）市。为了给市民留下良好印象，连指导员、支部书记陈军（Chen Jun）命令部队唱一首革命歌曲。结果战士们唱起了这样一首歌：

Good-bye, mother, good-bye, mother

The battle bugle blowing,

Steel guns shiny,

The outfits on our backs,

Our army is ready to go.

Please do not weep in secret,

Please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son.

Wait for my triumphant return;

I will see you then, my dear mother.

……

很明显，哈金让战士们唱的歌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再见吧，妈妈！”：

                            
“再见啊！妈妈，
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
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你不要悄悄地流泪，
你不要把儿牵挂。
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
再来看望亲爱的妈妈。”

可以想象，唱着这首略含哀怨的歌曲行军的战士们会迈出怎样的步伐。很快，行军的阵型乱了，一些战士甚至哭了起来。作者借着第三者的口吻评论说：“这简直是像送葬的队伍”。小说中的人物陈军就是为了这件事向团政委写了这份检查。陈军在检讨书中沉痛地表示：我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竟然不知道战士们偷偷地学唱了反革命大毒草歌曲，给我军形象造成了严重破坏。有鉴于此，陈军在检讨书中建议在军中彻底禁止这首毒草歌曲，并且调查作者、作曲者的家庭和政治背景，对他们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从内部攻破钢铁堡垒的行为给与彻底清算。最好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让敌人们见识一下意识形态斗争的英雄战士！

读了这篇小说，我可以想象美国读者的快感，但是作为唱过“再见吧，妈妈”这首歌的中国人，我却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再见吧，妈妈”这首歌是什么时候的歌曲？“再见吧，妈妈”是地下流传的“黄色歌曲”吗？“再见吧，妈妈”是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大毒草吗？据我所知，“再见吧，妈妈”是在70年代末中越战争的背景下由陈克正作词、张乃诚作曲的一首军旅歌曲，李双江演唱，在电台、电视台反复播送，成为举国上下家喻户晓老幼皆能唱的时代歌曲。为了“艺术”效果，哈金把这首70年代末的歌曲搬到了60年代末，并莫须有地安上了“反革命”的罪名。

我知道有人会这样辩护：这是文学创作，不是新闻报道。不错，如果是艺术创作，请哈金先生自己编写一首足以涣散军心的黄色歌曲吧，不要在没有著作权人允许的情况下引用“再见吧，妈妈”。也许，还有人会这样说：这是给美国人看的书，不是给中国人看的。的确，这是给美国人看的书，但是歪曲的却是中国人的形象。

如果哈金先生是一个诚实的好兵，请考虑再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