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州番禺惊动了全国，高尚社区的业主出街了，中产小资们走上十字街头，反对在自家门口开建垃圾焚烧厂，广州媒体也群起响应。值得称赞的是，遭到天下围攻的官员们这回忍了，他们开始与市民坐下来谈，搞搞听证，讨价还价，给一些地方政府做了个好榜样。
    在抗议的时候，市民们连废纸都不乱扔，不给人以口实，政府也是客客气气，说要良性互动。在这样的氛围下，垃圾焚烧问题就有望找到出路，起码在高档小区旁边建不成了。这里的业主们有知识，知识就是力量。
    在大城市里，垃圾问题由来已久，但矛盾开始激化是在这两年。去年，北京朝阳区的小区业主多次堵路，抗议当地垃圾焚化厂散发恶臭，政府被迫向市民道歉，并表决心除味。可以肯定的是，朝阳、番禺的维权运动只是一个开端，随着城市垃圾的饱和，以及市民维权意识的提高，反对垃圾焚烧的运动将在各个城市兴起。
    抗争维权是件好事，但愿每一场抗争都会胜利，但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又出来了，在你这里不能烧，在他那里不能烧，都让垃圾焚烧远离自己，那么垃圾场建在哪儿？有说烧了好，有说埋了好，究竟怎样才会好？
    自从一百多年前，英国架起炉子烧垃圾开始，反对的声音就绵延不绝。民众基于私有财产神圣的理念，纷纷自扫门前雪，保护好自己的家园，迫使垃圾焚烧迁址，向弱势地区转移。二战之后，环境运动兴起，公众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环保组织也上下奔走，弱势地区也得到有力的支援，西方政府被迫改进焚烧技术，提高排放标准，加快了垃圾处理的步伐。目前，已经形成了“市民分类收集、政府分类回收、最终焚烧填埋”的一条龙处理体系，而垃圾分类也被公认为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式。
    我们正在重走西方的路子，经济发展，垃圾围城，垃圾焚烧扩大，市民抗议，矛盾激化，政府推动，市民分类。在咱国，垃圾焚烧中心刚刚开始扩张，二噁英的恶名相处流传，市民恐惧之下开始阻拦，双方开始擦枪走火。而此时，双方的科学垃圾处理意识都很淡薄，市民更多的是抱怨，自觉分类者少，而政府满腹委屈，怪市民不理解难处。对抗背后，一场全社会的环境运动正在酝酿之中。
   难道就没办法超越对抗吗？既然已经了解垃圾变迁史，并知道最终的解决途径，何不跑步进入新时代呢。当然，最常规的路子，是民众持续抗议，和政府坐下来谈，媒体监督腐败，在不断冲突中达成动态的平衡。压力之下，垃圾处理远离市民抗议密集的地区，逐渐向农村落后地区迁移。但这种办法在咱国有一个难处，环保组织太弱小，政府与市民之间缺少减压器。没人居中斡旋，冲突容易升级，另外，在冲突中成长，在矛盾中解决矛盾，这也不是政府所喜闻乐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让政府来主导垃圾问题，也不失为有效的办法。只要用办北京奥运的热情、人海战术的规模、城管拆迁的魄力来搞垃圾处理，政府积极动员，大妈逐户动员，造成一种兵临城下的气氛，强行提高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同时政府在垃圾焚烧技术方面一步到位，在选址上充分考虑市民意见，并推行垃圾分类标准化改革，何愁大事不成。这种自上而下，大力推动，思想动员，正是我们政府所擅长的，只要发挥“不分类，毋宁死”的精神，垃圾分类理念被迅速推广，并为市民所接受，是可以预见到的。
   在大城市，在市民关注下，垃圾焚烧问题正在解决中，市中心不烧，高尚社区附近不烧，风景秀丽处不烧。于是我有些担心，那些垃圾焚烧中心恐怕会向农村转移，向“不会闹事”的地方转移，向贫困落后的地方转移。这与我们谴责的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倾倒垃圾一样不人道，农村的水已经被污染殆尽了，再向他们呼吸的空气投毒实在残忍。
   以中国的雄心和抱负，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垃圾问题必是心腹之患。希望政府把卖地换来的巨资，分一部分在垃圾分类的事业上。别歧视垃圾，垃圾中也有GDP。希望市民们先守住自己的家园，散散步，赶赶集，分分类，将维权运动进行到底，这也是帮政府解决难题。
    日本的垃圾分类搞得最好，他们发明了一个垃圾日历牌，规定市民哪天可扔哪一类垃圾，各家垃圾需要分类包装放好，如果搞错可焚烧、不可焚烧和不同的可回收垃圾，就会被拒收。在垃圾分类的系统里，市民要负担起很复杂的工作，如果让我们来照猫画虎，我们能不能做得好呢？我心里没底。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