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新闻，新医改方案最迟有望于“五一”前出台，写这篇文章的，已经是“五一”的早上，方案还是未见出台，不知是第几次忽悠了观众。读完方案讨论版本，没有理由不欢欣鼓舞，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了。但方案的难产又不由你担心，天崩地裂大山临盆，别到末了生下一只小耗子。
   卫生部一位长官说，新医改方案迟迟未能出台的原因之一，在于十六部委意见未能完全统一。天哪，十六个部委，难道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安理会才五个国家，地球已经鸡飞狗跳，让十六个部委完全统一，那是一个多么惨淡的最大公约数？
   我最上心三个问题，一个是异地就医结算，听说有望实现制度性突破，这对《TIME OUT》的重要读者群——北漂着的白领小资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更得实惠的还是农民工；第二个是公立医院民营化，听说这条基本上没戏了？第三个是我最关心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说白了就是八亿农民的看病问题，因为重灾区在农村。
   一位朋友说我，背井离乡半辈子了，天天皱着眉头为八个亿操心，“您可是抢了咱们总理的戏份。”其实还真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抱负，我把这个当成了自己和身边人的事。
   我想讲我的故事。在我呱呱问世三十余年来，受过三次重伤。1977年，我十个月，农村烧饭用土锅台，锅台上碗里的饭倒进了我的袖子里，一只小胳膊惨遭红烧。先是一位赤脚先生给我看，用的药里有种原料叫鸡糖稀（一种特别的鸡屎）的东西当原料，复原得还不错，半年后，另一位土医生要给我换特效药，不知什么东东抹下去，发炎不止，至今半条胳膊惨不忍睹。1998年，我在大学里踢足球，被铲坏了脚踝韧带，大学校医院都是公费医疗（新医改里要取消了，给大学生以国民待遇），给打上一块石膏让歇着去，以后再去复诊，基本开的是消炎片，医生说校医院太穷，现在我的那条韧带成了橡皮筋。2005年，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又是踢球，锁骨粉碎性骨折，那个号称黑工集中营的报社，竟然给上了意外伤害险，只花了自己几百块钱。
   三次受伤，我经历了三种医疗体系，农村那次是自生自灭型，自我出生后，“新农合”推广之前，农民享受的都是这种制度；大学那次是公费医疗，相对公平而低效（农民除外）；报社那次是商业保险，治疗效果最深得我心，而今可做各种俯卧撑。很明显，农村是医保的沦陷区，城市是解放区，这是我担心八个亿的一个理由。
  我的故事是纵向的，说服力不够强大，还有另一个故事。近三年以来，我照顾过两个生病的家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二叔。父亲为一个小城市的小学校长，享受的是公疗，二叔是农民，享受的是自疗。三年前的这个时候，父亲诊断出患食道癌，先到最权威的医院检查，后去一专科医院治疗，截止现在花费约在二十余万，除去医保承担之外，教育部门也支援一部分，药费不必发愁，治疗效果也很好，至今仍在坚持战斗。比父亲稍晚几个月，二叔也诊断出患了癌症，到了没确定是什么癌，已经于两年前去世。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二叔去村里小诊所看病，被当肩周炎治了一段时间，给糊上膏药，后来到城里的人民医院看，又当十二指肠溃疡治了一段时间。一直肚子疼，一直以为是溃疡，一直吃止疼片，等到开始头晕甚至昏迷，去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脑袋里已长了鸡蛋大的肿瘤。二叔一共花了两三万块钱，就回家了。
   父亲和二叔的故事，是横向的，直观的。我哪里是要普度众生，我担心的那八个亿里面，就有我的家人，我的乡里，有我。他们都守在乡村，我孤身脱离苦海，我欠他们的。
   每年的一号文件都关心农民，农村却在不断的关心中渐渐沦陷。基层医疗体系早已土崩瓦解，村级诊所、乡镇医院基本自生自灭了，等农民想起进城看病，那病往往已经不好看了。这个过程，与农村的衰败倒是相伴而行。
   社会保障事业的核心是公平，是拯救最需要拯救的人，医疗改革的视线，也应该投向最低水平线。那些像草生活一样的草民，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学者孙立平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底层的沦陷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匮乏的资源和局促的生活空间中，当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沦陷甚至堕落的过程也就悄悄开始了。”最终要危及到了城市，不能不管了吧。
  我不担心医药分家降低药费问题，不担心公立医院的盈利问题，不担心社区医疗让谁买账，不担心大学生没了公费医疗怎么办，我就关心那八个亿的问题。因为政府老说，首先要讲生存权，然后再讲发展权。
  我不知道在一本洋杂志上写土问题读者是不是待见，但对于新医改，我能想到的确实只有这些。
  我们政府还老说一句话，不仅要观其言还要察其行，对于新医改也应该这样，说得像花儿一样没用，做出来了才是真的。需要大力落实的不仅有《宪法》，还有新医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