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与盗版华山论剑
(2009-03-30 23: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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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成为当年的年度书籍,博得了不少民族主义者的追捧,并成为当时民族主义潮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年“说不”的操作者再推《中国不高兴》,除了卖书之外,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再现当年的辉煌,最大限度地传播作者们共同的“主义”。
他们的“主义”一点都不复杂,作者之一王小东说,“去你的,我们凭什么非要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们的好感吧!现在的力量对比,已经不是我们需要单方面取得你们好感的时代了,你懂不懂?将来我们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娶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他又说道,“关于西藏:甭跟他们玩考据,1959年拿下的又怎样?1989年、1999年占的又怎样?有本事你来抢。”
这几位民族主义者有个共同的怪癖,骂完国际街坊邻居还不过瘾,转过头来就对同胞大开杀戒。自由学者余世存首当其冲,被作者从文章中一字一句地分析,抠出文中的反动言论来示众,最后生生被几位判成了汉奸,必欲诛之而后快。判官们还盯上崔卫平教授,认为崔冒险卖书是出风头、博名头、赚彩头。他们认为,你要是有理想,就得像耶稣一样受难,但凡有点正常生活,你的理想就是假的。他们还把王小波从地下拉出来“鞭尸”,对王小波进行了猥琐又卑劣的丑化。
一不高兴就要骂人,就要挥鞭子打人?我想这可能来自一种传统,在他们的观念里,人权是没有地位的,强大的国家才是王道。个人是集体的,集体是国家的,国家是几个英雄的,而英雄是要征服的。
在人人喊打之下,这本书正在迅速走红,“谬种”往往更容易流传,这好像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想这里面有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人们以为,如果痛加鞭挞围剿,这本书将会千夫所指无疾而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对一种思想过多的一边倒的批评,反倒成了这种思想的传播载体,这可能是五岳散人、宋石男等评论家所没有料到的。第二个误解是:这样粗暴的、极端的思想一定没有市场,我们难道忘了,在去年的火炬风波中,一夜之间,家乐福门口挤满了愤怒的民族青年。不在报纸上写文章,没有发出声音,不代表这个沉默的群体并不存在,他们只是在地底下奔突,在网络中潜伏,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就会以令人震惊的方式表现出来。
在经济高速增长、创造奥运辉煌、大地震凝聚人心、西方的遏制中国、制造火炬风波、青年抵制家乐福等时代的背景下,民族主义生长的动力,绝不下于十年前的大使馆被炸、中美撞击等事件。新一代青年已经在各种民族主义运动中展示了力量,并在大地震中让前辈目瞪口呆之后,我们实在没有任何低估他们的借口了。
但是,虽然有汹涌的民族主义“行情”,虽然可能迎合了一波民族情绪,但“不高兴”派的霸道与不讲理,完全是口号的宣泄,决定了他们无法作为时代思想的最佳代言人。
有这样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研究文革,研究全球化,研究社会公平,研究三农问题,他们既致力于思考解决之道,也投身于争论问题根源。他们崇拜集体,怀念革命,反对全球化,痛恨官员腐败,痛心国企改革,崇尚民族主义。他们办杂志研究问题,上书递交国策,也与右派学者争个脸红脖子粗。
曾经的《读书》知识分子群体接近于这种定义。当然,他们有时也剑拔弩张,也不招人待见,但他们是严肃的学者,也许偏激,但不极端,更不疯狂。还有与他们相对的那一派。这两个群体,他们既有很多差异,也有共同的底线,他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们才是真正的不高兴。不管如何交锋论战,其实他们的命运是一样一样的,值得尊敬,也值得同情。他们所研究和传播的思想,不管左还是右,不管民族化的还是世界化的,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都值得我们去借鉴。
看着几位“不高兴”先生们声嘶力竭的文字,我突然忍不住哑然失笑,因为他们让我想起了一段故事,出自《神雕侠侣》里最后一章“华山之巅”,比照诸位“不高兴”甚是有趣,抄录如下:
杨过、黄药师、周伯通等人到华山之巅,突然看到一群人拿着兵器开会,一名铁塔般的大汉朗声说道:“今日各路好汉都已相聚于此,大伙儿何不凭兵刃拳脚上见个雌雄?只要谁能长胜不败,大家便心悦诚服,公推他为‘武功天下第一’。”只见人群中跃出六人,分作三对,各展兵刃,动起手来。数招一过,黄药师、周伯通、杨过、黄蓉等或忍俊不禁,或捧腹大笑。原来动手的这六人武功平庸之极,连与武氏兄弟、郭家姊妹相比也是远远不及,瞧来不过是江湖上的一批妄人,不知从哪里听到“华山论剑”四字,居然也来附庸风雅。黄药师叹道:“欺世盗名的妄人,所在多有,但想不到在这华山之巅,居然也得见此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