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十几年没回村子里过春节了，现在即使回去，也是大年初一开车到家，给长辈们磕个头，膝盖还没沾上土就逃似的跑回了城里。因为老家太冷了，我已经忍耐不了农村 的寒冷。

　　不过小时侯可没怕过冷，穿一个单薄的棉袄，外面罩一件新衣服，戴上一个火车头帽子，蹬上一双新做的棉鞋，就敢整个晚上在村子里晃荡。那时侯也不知道大人都在干什么，也可能和现在一样忙着打麻将，但小时侯的印象里，年三十的村子是儿童的世界，大人们好像从来不存在。

　　鞭炮声零星从远处飘来，家家户户门前插上了红蜡烛，一两户富裕人家还在院子里挂上几百瓦的大灯泡，比现在城市里的霓虹灯气派，当时觉得他们真的有钱，把村子外的庄稼地都照得像白天，正适合我们做游戏。

　　小伙伴们的兜里总是揣着大把的新钞票，这会回想起来有些哑然失笑，二十张一毛的小票，已经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大富翁，站在村子供销社里也是昂首挺胸，那气魄，似乎敢把整个店都买下。但最后通常是买一些鞭炮，还有十几个"滴滴筋"(从来也没有搞懂它的正式名字)。

　　把鞭炮放在空罐头盒下，比赛谁把盒子崩得高过房顶。或者把炮插到猪粪里，等大人路过时，偷偷点着，于是大人的新衣服"遍体鳞伤"，怒吼着把我们一直追到麦地里，但通常追上了也不会打一顿，过年时大人比平时温和得多。

　　有一年除夕夜真的发了横财。爷爷在十字街头开了一家饺子店，兼卖烧鸡，三十晚上没人吃饭，就让我和四叔守店，不许离开。那简直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差使，看着小孩子们喊叫着呼啸而过，真是百爪挠心，但又不敢离开，因为如果跟他们玩去，保不准就被谁往锅里放支鞭炮，把锅盖给掀到房梁上。

　　正百无聊赖的时候，店里进来一个人，是我们村的老光棍，隐约听大人说他在城里当小偷，每年只在春节回村一次。老光棍叫二麻子，在哪儿喝醉了酒，骂骂咧咧地晃进来，咣口当摔到灶火前的草灰上。睡了半晌，二麻子突然发了神经病，一定要给我和四叔五元压岁钱，不要就大骂不止，因为他在村里辈分很高，就从我骂到我爸爸，又骂到我爷爷。我和四叔商量后达成一致意见，反正是他硬给的，反正不要他就揍我们，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如果大人问时就这么回答。

　　仔细回想那个梦幻一样的晚上，最后结果好像是这样，我们接受了二麻子爷爷的五块钱(也许给他磕头拜了年，也许没有)，并派他看守饺子店，反正他在哪儿都是呼呼大睡，然后率领全村的小伙伴洗劫了供销社。经过二十年时间的侵蚀，真实情景已经记不清了，但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场洗劫，而且整个三十晚上，我都骑在小伙伴肩膀上，威风凛凛地享受他们的拥戴，并不时发放一把漂亮的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