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熬的1960年
2024-09-14 07:39:31
《为了友谊与和平》续集（尚还没有发表）
回忆与思考
刘庚寅遗作
谈起“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遭遇和感受可能各有不同。但对我来讲，最难熬的要数1960年。
提到1960年，总让我有惶恐的感觉。由于“大跃进”的恶果，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到：据统计，1959年比1958年减产了600亿斤，1960年又减产了1130亿斤。从此，出现了严重缺粮现象。
民以食为天。人们饿极了，就逮着什么吃什么。野菜吃光了,就吃树叶。我有一个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的表弟，饿得晚上起来偷校园里的向日葵叶子吃。还有一位烟瘾很大的同事，因为买不到烟，就吸树叶，甚至连旧棉花也吸。他说只要能冒烟就行。
1960年，不少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薄一波的上述文章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一千多万。”当时，真可以用“人心惶惶，饥肠辘辘”来形容。
1960年，我正在设于中南海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饥饿之风也刮进了中南海。职工食堂只有很少的蔬菜供应，不得已种了些“花盆菜”；为了解决职工的浮肿病，就煮“小球藻粥”喝。周总理为了同大家共甘苦，多次到职工食堂吃饭。回忆起他撑着瘦弱的身体，坚持排队买菜，不熟练地数着粮票和钱票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心酸。
全国都关心周总理的健康。体委送来了黄羊肉（据说是射击队在内蒙猎获的），总理都分给了院内的职工。广东送来了鲨鱼肉，总理全部送给了职工食堂。
中央外事小组开会，平时晚了，错过吃饭时间，就准备一些点心让大家吃。但到了1960年，就只有清茶一杯了。主持会议的陈毅无奈地说：“对不起大家了，我这里没有‘油’，只有‘水’了！”
1960年国庆招待会，国务院外办有几位司局级干部应邀出席，因为长期没有肉食，就猛吃肉菜，结果肠胃不适，都拉起了肚子。
为了维护领导干部的健康，政府规定，每月发给部级干部每人每月数斤肉和数斤鸡蛋。被群众称为“肉蛋干部”。司局级干部每人每月发数斤糖和数斤黄豆。被群众称为“糖豆干部”。
为了节约粮食，每人的口粮有严格控制。定量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我的定量是每月26斤，这在当时副食品奇缺的情况下,已经不算低了。
我家里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长期不知肉滋味，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祸不单行，恰在这时妻子得了肺病，一个孩子得了肾炎，都急需营养。我和妻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好办法来。但人急生智，要养人，先养禽。我在自家的阳台两侧挂了两个笼子，一边养了一只鸡，另一边养了一只兔。
为了饲养这两个“宝贝”，颇费了一番心思。兔子还好办，只要拔些草喂它就可以了。鸡要吃粮食才能下蛋，但它不能与人争粮。幸好中南海院内有很多松树，我就扫些松子喂它。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当年这只鸡竟然陆续下了十多个软壳鸡蛋。因为怕它食钙不足，还要想办法给它找点肉吃。当时紫光阁每逢周末都有舞会，为了给伴舞者准备夜宵，经常从中南海里捞些鱼吃，鱼头都作为垃圾扔掉。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下班后，我就到垃圾桶把这些鱼头捡起拿回家去，让妻子剁碎喂鸡。妻子如获至宝，竟然说：“孩子们很久都没有鱼吃，怎么能先喂鸡呢！”她煮了一锅鱼头汤，让全家饱尝了一顿鱼的滋味。
1961年5月，我有幸随同陈毅副总理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前后拖拉了一年多，我也就躲过了此后的困难时期。
按规定，临时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每人每天有一美元的零用费。代表团中不少人积蓄起来，买些巧克力、奶粉等食品，托顺人捎回国。我却买了些肥皂。因为夏季天热，孩子们的衣服要勤洗，但当时国内很难买到肥皂。
为托人往国内捎东西，陈毅同志还发过一次脾气。他说：“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不能与国内人民同甘共苦，还要往国内捎食品，太脱离群众，影响不好。”从此，再没有人做这种事了。
最难熬的1960年
《为了友谊与和平》续集（尚还没有发表）
回忆与思考
刘庚寅遗作
谈起“三年困难时期”，每个人的遭遇和感受可能各有不同。但对我来讲，最难熬的要数1960年。
提到1960年，总让我有惶恐的感觉。由于“大跃进”的恶果，粮食产量急剧下降。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提到：据统计，1959年比1958年减产了600亿斤，1960年又减产了1130亿斤。从此，出现了严重缺粮现象。
民以食为天。人们饿极了，就逮着什么吃什么。野菜吃光了,就吃树叶。我有一个在北京钢铁学院上学的表弟，饿得晚上起来偷校园里的向日葵叶子吃。还有一位烟瘾很大的同事，因为买不到烟，就吸树叶，甚至连旧棉花也吸。他说只要能冒烟就行。
1960年，不少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据薄一波的上述文章中说：“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了一千多万。”当时，真可以用“人心惶惶，饥肠辘辘”来形容。
1960年，我正在设于中南海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饥饿之风也刮进了中南海。职工食堂只有很少的蔬菜供应，不得已种了些“花盆菜”；为了解决职工的浮肿病，就煮“小球藻粥”喝。周总理为了同大家共甘苦，多次到职工食堂吃饭。回忆起他撑着瘦弱的身体，坚持排队买菜，不熟练地数着粮票和钱票的情景，总是让我感到心酸。
全国都关心周总理的健康。体委送来了黄羊肉（据说是射击队在内蒙猎获的），总理都分给了院内的职工。广东送来了鲨鱼肉，总理全部送给了职工食堂。
中央外事小组开会，平时晚了，错过吃饭时间，就准备一些点心让大家吃。但到了1960年，就只有清茶一杯了。主持会议的陈毅无奈地说：“对不起大家了，我这里没有‘油’，只有‘水’了！”
1960年国庆招待会，国务院外办有几位司局级干部应邀出席，因为长期没有肉食，就猛吃肉菜，结果肠胃不适，都拉起了肚子。
为了维护领导干部的健康，政府规定，每月发给部级干部每人每月数斤肉和数斤鸡蛋。被群众称为“肉蛋干部”。司局级干部每人每月发数斤糖和数斤黄豆。被群众称为“糖豆干部”。
为了节约粮食，每人的口粮有严格控制。定量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我的定量是每月26斤，这在当时副食品奇缺的情况下,已经不算低了。
我家里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长期不知肉滋味，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祸不单行，恰在这时妻子得了肺病，一个孩子得了肾炎，都急需营养。我和妻子冥思苦想，也想不出好办法来。但人急生智，要养人，先养禽。我在自家的阳台两侧挂了两个笼子，一边养了一只鸡，另一边养了一只兔。
为了饲养这两个“宝贝”，颇费了一番心思。兔子还好办，只要拔些草喂它就可以了。鸡要吃粮食才能下蛋，但它不能与人争粮。幸好中南海院内有很多松树，我就扫些松子喂它。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当年这只鸡竟然陆续下了十多个软壳鸡蛋。因为怕它食钙不足，还要想办法给它找点肉吃。当时紫光阁每逢周末都有舞会，为了给伴舞者准备夜宵，经常从中南海里捞些鱼吃，鱼头都作为垃圾扔掉。我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下班后，我就到垃圾桶把这些鱼头捡起拿回家去，让妻子剁碎喂鸡。妻子如获至宝，竟然说：“孩子们很久都没有鱼吃，怎么能先喂鸡呢！”她煮了一锅鱼头汤，让全家饱尝了一顿鱼的滋味。
1961年5月，我有幸随同陈毅副总理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前后拖拉了一年多，我也就躲过了此后的困难时期。
按规定，临时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每人每天有一美元的零用费。代表团中不少人积蓄起来，买些巧克力、奶粉等食品，托顺人捎回国。我却买了些肥皂。因为夏季天热，孩子们的衣服要勤洗，但当时国内很难买到肥皂。
为托人往国内捎东西，陈毅同志还发过一次脾气。他说：“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我们不能与国内人民同甘共苦，还要往国内捎食品，太脱离群众，影响不好。”从此，再没有人做这种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