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画作于嘉靖十年（1531年），早于《茶具十咏图》。

文徵明题诗于上：

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

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

诗后跋文：

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传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徵明制。

据题诗与跋文可知，1531年暮春，谷雨过后，正值茶叶采造盛季，弟子陆子传来到文徵明别墅，文徵明以泉水烹新茶，请陆子传共饮，并作画纪念之。

画中茅舍有二，人物有四。茅舍二：一为正房，一为厢房。人物四：一为文徵明，一为陆子传，一为烹茶小童，一为画面左下角正沿独木桥向茅舍走来的无名宾客，也就是题诗中“鼎汤初沸有朋来”的那位朋友。正房中有茶案一张，文徵明坐在内侧主位，坐北朝南；陆子传坐在外侧一角，背部斜对轩窗，面向文徵明。厢房有茶炉一只，炉上放着水壶，小童正在捅炉煮水，以便泡茶。

画中茶炉呈铁黑色，可能是铁制或者石制。炉上水壶呈黄褐色，可能是铜壶或者铜锡合金壶。茶案上有茶壶一、茶盏二。茶盏是白瓷小盏，形制清雅；茶壶是紫砂大壶，古朴可爱。

比文徵明稍晚几十年，有明代文人谢肇淛写当时造茶之法：“若揉而焙之，则自本朝始也。”意思是说明朝以前没有炒青工艺，以蒸青为主，到明朝才出现炒青散茶。

蒸青末茶可煎煮，炒青散茶须冲泡，烹茶之法不同，所用茶具自然也不同。我们看唐代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煎茶用铁锅，喝茶用黑釉敞口大瓷碗；《唐人宫乐图》中的茶盏也是敞口大碗，呈黑褐色；宋代马远《西园雅集图》与宋徽宗《文会图》中，茶盏个头变小，但仍为深色敞口盏。这是因为，唐宋蒸青茶的叶绿素被破坏殆尽，磨粉调汤之时，泡沫以乳白为上，只有使用深色茶盏，才能凸显茶汤的洁白。明朝炒青茶以翠绿为上，冲泡的茶汤或绿或黄，茶叶与茶水泾渭分明，汤色清亮，适合使用白瓷小盏品啜。

明朝以前的茶画上，无论是煎茶的小锅，还是煮水的汤瓶，抑或是点茶的茶盏，统统不见紫砂陶器。第一，紫砂有细孔，会有细细的茶粉钻进细孔中，不适合煎茶和点茶；第二，明朝以前的紫砂工艺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资格摆放到文人雅士的茶案上。而明朝茶画上的紫砂壶就比较常见了，不仅在文徵明《品茶图》中出现了泡茶用的紫砂壶，并且在年代稍晚的王问《煮茶图》和丁云鹏《煮茶图》中，同样有烧水用的紫砂壶——直接将装满泉水的紫砂壶放在火炉上烧煮，再用壶中热水冲泡茶叶。

明朝中后期的茶人对于紫砂壶是很自豪的。许次纾《茶疏》之《瓯注》条云：“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随手制作，颇极精工。”许次纾所说“粗砂制之”的茶壶，即是紫砂壶。当时龚春（应为“供春”）和时大彬制作的紫砂壶造型优美，质量上乘，很受茶人追捧。程用宾《茶录》更推崇紫砂壶：“壶，宜瓷为之，茶交于此，今宜兴时氏多雅制。……恐损茶真，故戒铜铁器耳。”程用宾分不清陶和瓷的区别，将紫砂壶归入瓷器一类，但他认识到铜壶和铁壶会污染茶味，这是正确的观点。文徵明的曾孙、晚明画家文震亨编撰《长物志》，将紫砂壶冲泡茶叶的优势概括得相当到位：“茶壶为砂者为上，盖既无土气，又无熟汤气。”

明朝后期，黄龙德撰写《茶说》，对明代茶具更为自豪：“器具精洁，茶愈为之生色。用以金银，虽云美丽，然贫贱之士未必能具也。若今时姑苏之锡注，时大彬之砂壶，汴梁之汤铫，湘妃竹之茶灶，宣、成窑之茶盏，高人词客，贤士大夫，莫不为之珍重。即唐宋以来，茶具之精，未必有如斯之雅致。”苏州产的锡壶、宜兴产的紫砂壶、开封产的小铁锅、长沙产的竹制茶灶，宣德年间和成化年间所产的茶盏，在明朝士大夫看来都是最精美最好用的茶具，丝毫不亚于唐宋时期豪门贵族的金银茶具。

晚明另一位茶人周高起著有《阳羡茗壶系》一书，该书是对明朝中后期宜兴紫砂壶总结性的专著，将前代的金壶、铁壶、银壶、锡壶和瓷壶批评了一遍，只推崇紫砂壶：“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又近人远过古人处也。……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明代晚期的紫砂壶日趋精美，上乘之作小巧可爱，一只壶只有几两重，售价却达一二十两银子，几乎与黄金等价。

文徵明《品茶图》中，茶案上是一只紫砂大壶，质朴无华，典雅端庄，不知当时售价几何。他虽出身富贵，而秉性俭朴，晚年更是节用惜福，地方官去拜访他，他也只是家常饭相待，由此推想，他应该不会去花一二十两银子去购买一只名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