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正题之前，先给大伙讲一段家族史，俺们老李家的家族史。

我们家原籍山东，打铁为生。明朝末年，李自成造反，河南成主战场，朝廷征调铁匠到河南为官兵打造兵器，我祖上也在征调之列。这位祖上来到河南，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从此成了河南人，后代儿孙也跟他一样打铁。

到了我曾祖那一代，不打铁了，改行经商，经营半辈子，挣了一些钱，在豫东平原买下200亩地，摇身一变成了地主。

豫东是个穷地方，经济落后，教育落后，既不出大官，也不出大地主，一家能有上百亩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我曾祖拥有200亩土地，显得很扎眼，很容易被贼惦记。

1938年，也就是日本鬼子全面侵华的第二年，我曾祖被贼惦记上了——几个土匪白天踩了盘子，晚上明火执杖破门而入，准备好好洗掠一番。当时我曾祖还没睡，正在西屋里盘账，他听见动静，从墙上取下一杆早就准备好的红缨枪，大喊一声杀了出去，先扫落领头土匪手里的火把，然后一枪扎在他腿肚子上，当场把他扎翻在地，紧接着跟其他土匪斗在一处。我这位曾祖个头不高，也没有习过武，但是力气很大，一杆铁枪呼呼挂风，专拣腿上扎（他怕把人扎死了得吃官司），边扎边喊邻居支援，土匪们见势不好，抬着受伤的匪首落荒而逃。

土匪没抢到东西，还白白挨了一枪，心情自然憋屈。过了大约20天，他们再次登门，往我曾祖屋里扔了几支火把，想烧死他。曾祖拨开火势夺门而出，土匪趁他扑身上火苗的工夫，一刀砍到他脖子上……等家人发现的时候，土匪早跑远了，曾祖挣扎了半夜，在黎明时分去世，亡年41岁。

打这儿以后，我曾祖母卖掉田地，带领我祖父和叔祖父离开农村，移居县城。县城当然也有土匪，但是县城有警察，有驻军，终归比农村安全一些。

我曾祖是个文盲，平日不看书不看报，对时局一窍不通，他要是稍微有点儿文化，当初就不会在农村买地，而会选择在城里安家。早在1930年，《民俗》杂志刊登过一首河南民歌，唱的就是像他那样的小地主不宜在农村生活：

当家难，当家难，

不敢在家逃到城里边，

恐怕土匪架了拿大钱。

当家苦，当家苦，

赁间房子两块五，

兵丁变了还得丢包袱。

这首民歌的意思是说，现在时局不宁，土匪横行，在农村不是被土匪绑票，就是被兵匪抓去当壮丁。

在我曾祖生活的年代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太多的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从农村迁往城市，只是为了避开土匪和乱兵。而这些人到了城里是需要买房或者租房的，所以他们的迁徙自然也会推高城市的居住成本，所以1948年《周末观察》刊登评论道：“各地房荒严重，实因农村匪乱驱使人口集中于都市而酿成也。”

其实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群也不仅仅是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还有大批的贫苦农民；与此同时，驱使农村人往城里搬家的一大因素也不光是土匪，还有洋匪。

我所说的洋匪并不是指外国土匪，而是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向中国内地大量倾销各种农产品的洋商，他们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农村全面破产，使原本可以靠劳动糊口的中下层农民突然之间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得不进城务工。

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多收了三五斗》，江南农民丰产不丰收，虽然多收了三五斗，却发现欠债更多了，原因就是“外洋大轮船”运进来更便宜更优质的洋米洋面，把国产粮食的价格压得越来越低。

1932年《东方杂志》刊登过一篇吴觉农的《我国今日之粮食问题》，该文帮当时农民算了一笔账：“洋米大量进口，加上年来丰收，谷贱伤农，今年粮价为五年来最低，安徽、江西、湖南等产米区，每石谷只在二三元之间，折合米价5元左右，而农民生产1石米的平均成本为10元，每卖出1石米，农民都要亏损5元。”

农产品价格大跌，农民在乡下活不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进城谋生，致使城市人满为患，居住成本抬得更高。1933年上海房地产专家陈炎林分析说：“农村破产，生产力过剩，劳工心目中以上海为全国第一，谋生自易，因而相率来沪，此乃上海地价增高及租界扩大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