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皇帝亲自主持的拆迁，也未必能做到合理补偿，拙著《千年楼市：穿越时空去古代置业》叙述过宋太宗赵光义的一项“仁政”：他几次想扩建宫城，一见图纸就忍住了，说“内城偏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意思是说他很仁爱，尽管内城很小，早该扩建了，他却一直不扩建，因为他不忍心看着老百姓搬家。其实假如补偿足够多，拆迁户高兴还来不及呢，也犯不着让他“不忍”。

在专制时代的统治者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征你一块地，拆你几套房子，那叫“恩典”。再说了，地是你们小民的吗？那是“王”的，连你们小民都属于“王”，你不让“王”征，你就有不臣之心，什么低价征地，什么野蛮拆迁，都是不臣之言。

民国算不算专制时代？我觉得算，因为民国的参议会和国民大会往往沦为执政者的应声虫，至少得算半专制时代。半专制时代的征地和拆迁，自然继承了专制时代的“光荣传统”。

继续说这个“光荣传统”。

雍正年间，广东省某府某县，有一户姓梁的人家跟一户姓凌的人家比邻而居。梁家人少，院子大；凌家人多，院子小。凌家人跟梁家人商量：你们能不能搬走，把宅基腾给我们盖房啊？梁家人当即拒绝。凌家人说：又不让你们白搬，我们给钱。梁家人摇头：这院子是我们祖祖辈辈一直住的，给多少钱也不搬。凌家人恼了：你们不搬，有办法让你们搬！

雍正九年农历九月初三深夜，梁家人睡得正沉，一把火从前院烧起来了，等到家人被大梁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惊醒时，大火已经蹿到了房顶上。四邻和地保拎着水桶来救也无济于事，梁家八口人没一个能够逃生，全被活活烧死。

谁放的火呢？凌家。原来凌家人一贯作恶，在乡里霸道惯了，见梁家不愿搬迁，就想放把火吓唬吓唬，把梁家人吓走。哪知这把火放得猛了，烧死了人家满门。案子告破之后，凌家自然逃不脱法律的惩罚，该杀的杀，该关的关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灭门的凌家就像是开发商，遭灭门的梁家就像是钉子户，开发商要钉子户搬走，钉子户不搬，开发商就去钉子户家里放把火，这种事儿并不新鲜。只是凌家人没经验，本来想把人吓走，结果却灭人满门。我觉得他们应该向现在的开发商学习，放火逼迁的时候带上几只灭火器，适当控制一下火势，别把人烧死，至少别一下子烧死那么多。像几年前上海那宗轰动全国的放火逼迁案，就只烧死了两个人，显得相当人性化。

不过凌家人也许会反驳：光放火不死人，还能把人吓走吗？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遥想当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对平凉路、榆林路、昆明路、西湖路、舟山路、龙江路等地段的贫民窟开展大规模拆迁，遭到钉子户抵制，工部局派人到昆明路贫民窟放火逼迁，试图杀只小鸡给猴看，哪知火苗子刚起来就被扑灭了，钉子户登高一呼，穷苦人应者云集，两千多人把放火者围了起来。工部局加派人手前去争援，随即遇到更大的麻烦，公共租界贫民窟的住户几乎都走出家门上街抗议。

次日《申报》登载了这一事件，说妇女用马桶垒成围墙，小孩扛着扫帚，男人拿着铁镐，成功保住了自家仅有的草棚、木屋、铅皮房……

试问公共租界的拆迁工作为什么不能顺利进行？从拆迁方的角度看，一是钉子户太多了，二是主持拆迁的人还不够狠，放的火太小。鉴于工部局只能在小小的租界里说了算，它不敢真的放火烧死很多人，不然很容易陷入国际舆论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只有国民党政府敢于放大火。

由于贫民窟“妨碍公共卫生”、“妨碍公共安全”、“窝藏盗贼歹徒”，国民党市政当局要把上海闸北区长安路一带的贫民窟全部拆除，在警告多次而钉子户仍不搬迁的情况下，1928年3月7号夜里，市政府公然命警察纵火烧屋，烧毁草棚一千多间，死伤居民几十人，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领导们顺顺当当把那儿的贫民窟给拆了。

您知道，敢于烧死钉子户的猛火并不是谁都能放的，雍正年间凌家那样的个体拆迁者放了肯定倒霉，后台不硬的开发商放了也会倒霉，有资格放这种火并且放过之后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的，只有武器在手勇于镇压不怕民变也不惧舆论的官僚，或者有官僚做后盾的特权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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