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刚建立那会儿，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论级别，比现在的科长高一些，同时又比处长低一些，差不多相当于副处长吧。鲁迅这个副处长，工作并不忙，可是应酬很多，所以需要印一些名片。

他在日记里写道：

“六日晴，风，星期休息，下午往留黎厂购笺纸，并订印名刺。”

“十日，国庆日，休息，上午同许铭伯、季市、诗荃、诗苓至留黎厂观共和纪念会，予取名刺。”

六日、十日，分别指1912年的10月6号和10月10号，“留黎厂”即琉璃厂，“名刺”就是名片。鲁迅的意思是说，他在民国元年10月6号那天去了趟琉璃厂，请那里的店铺给他印一套名片；过了几天，名片印好了，他去琉璃厂拿了回来。

管琉璃厂叫“留黎厂”，是民国人的习惯。管名片叫做“名刺”，则是从唐朝到明清的传统用语，到了民国，人们已经习惯说“名片”而不说“名刺”了。不过鲁迅在日本留过学，用词上不由自主带了些日本人的色彩——众所周知，日本人一直管名片叫名刺，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鲁迅的名片是什么样子？很抱歉，我没有见过，我只知道鲁迅用名片很频繁。看他的日记和散文就知道，他逢年过节拜访教育部同僚，去北大和北京师大授课，去香港和西安做演讲，包里都带着名片。

不光他，他那个时代的上流人士都是离不开名片的。老舍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里丁约翰第一次去祁家，“双手把大红名片递给了祁老太爷。”鲁迅短篇小说《高老夫子》里高老夫子去“贤良女学校”，一进校门，“即将新印的名片交给一个驼背的老门房。”抗战记者采访张爱玲以及她的闺蜜苏青，也是恭恭敬敬先把名片递给两位女作家。旧上海房地产专家陈炎林介绍经商要领，第一条就是必须“印一些得体的名片”，不然你都不好意思在商界混。

必须说明的是，那时候名片的功能跟现在还有很大区别，现在名片主要起自我介绍的作用，一般都是第一次见面时派得上用场，彼此熟了，就用不着递名片了；而民国的名片更像是拜帖，一般都是交给对方单位的传达室老头或者对方家里的下人，由他们转交给主人，主人乐意见客，就出来迎接，不乐意见客，就让下人把名片物归原主。例如鲁迅去找刘半农，走到刘半农家门口，先掏出一张名片，交给刘半农的“小使”，让他进去禀告，然后“小使”进屋，把名片交给刘半农，刘半农一瞧：这不是鲁迅的名片嘛！赶紧出迎。照咱们现代人的观念，鲁迅跟刘半农既是文友，又是同事，熟得不能再熟，根本用不着递名片，直接进屋就是了。可民国人比咱们讲究，哪怕关系再铁的朋友，也得先递张名片通报一下，不然有失“体统”。

用名片当拜帖，几乎是历朝历代的惯例。例如明朝，大年初一那天京官们互相拜年，“识与不识，望门投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先递张名片过去，意思是我来给你拜年了。即使不逢年过节，平常居家过日子，张三想到李四家去，或者王二麻子想到赵三癞子的单位里走一趟，都得随身带张名片，像鲁迅拜访刘半农那样，一到家门口或者单位门口，先把名片递给对方的仆人或者传达室人员。这是礼节。

古代印刷术较为落后，晚清以前，整盒印名片的应该没有，都是需要的时候临时写一张（也有刻一木版，自己动手刷印的），自己忙不过来，就让秘书去写。从礼节的角度上讲，自己亲手写的名片，要比请秘书写的名片要显得恭敬。南宋大诗人陆游有幸见过苏东坡的名片，“率皆手书”，全是老苏亲手写的。苏东坡以书法闻名当世，他的名片要是能流传到今天，肯定是苏富比或者佳士得这两家拍卖行的热销货。

因为是手写，而且用毛笔，所以古时的名片要比现在大（不然看不清楚），现在流传下来的清代大臣名片，最小的也长达半尺。据说李鸿章当年访美，让跟班给美国高层遍送名片（表示自己拜访过了），某美国官员见李鸿章的名片那么大，而自己的名片那么小，以为李鸿章盛气凌人，愤而印了一张一米多长的名片，搁今天，这张名片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不过一米多长的名片在中国历史上根本不算什么，唐朝名将、爵封宿国公的程知节，名片“长可七尺”。唐代官尺有30厘米，7尺是多少？2.1米！可能大伙不太熟悉“程知节”这个名字，他还有另一个名字：程咬金。听过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过电视剧《隋唐英雄传》的朋友都还记得他是谁吧？

事实上，过去武将的名片都很大，一是因为武将比较豪爽，一写就是斗大的字，名片小了放不下，再就是因为某些武将立下汗马功劳，受封的官衔特别多，而古代又流行把官衔写成一行，所以他们的名片必须得长一些。

再以雍正朝的武将年羹尧为例，他有五个头衔：太保、一等公、抚远大将军、绿旗统领、川陕总督，还蒙雍正赐双眼花翎，他的名片自然要写上“署理抚远大将军事务统领满洲蒙古绿骑总督川陕军务赏双眼花翎加太保衔一等公年羹尧”，几十个字排在一行，名片小了怎么行？所以年羹尧就找一块大木板，让人锯得整整齐齐，刨得干干净净，刻上泥金大字，刷上红漆，想拜访某个官员的时候，就让亲兵抬着这张巨无霸名片往里送，而被访者必定恭恭敬敬地将名片“璧还”，以此表示自己官职低微，不配接年大将军的名片。再说了，年大将军的名片那么大，就是接了，往哪儿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