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给《上海居，大不易》一书写的书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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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平军把战火烧到南京，烧到苏州，烧得江南有钱人纷纷逃难，他们往哪里逃？还是租界，上海的租界。这些人把携带过去的部分资金砸在租界的地皮上，或者买地，或者租房，需求再次暴增，房租和地价一起飞涨，连带着上海的非租界区域也红火起来，寸土寸金，一屋难求。再后来，辛亥革命赶着满洲亲贵和前清遗老逃到上海，国民革命军北伐赶着下野军阀和失意政客逃到上海，日军侵华赶着其他沦陷区的难民逃到上海……总之，人人都把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当成避难所，当成避风港，当成熊熊战火之中的一个和平孤岛，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房价岂能不涨？住房岂能不紧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海开埠早，发展快，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很发达，吸纳资金的能力和集聚劳动力的规模都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即使在和平年月，即使上海不作为和平孤岛而存在的时候，人口也是源源不断地涌过来。有洋人不远万里来上海炒地皮，有内地实业家不远千里来上海开工厂，有苏北和安徽的农民来上海拉黄包车、做保姆（当时叫“吃人家饭”）或者进厂做工，此外还有扒手、打手、骗子、苦力、乞丐、拾荒者……也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

幸或不幸，民国上海对外来人口并不设置门槛，它不像今日之香港用指标来限制内地产妇，也不像今日之北京试图驱逐“低素质的外来人口”，它一切随缘，无论任何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要暂住证。如果你想买房，如果你买得起，无论华界市政府还是租界工部局，都绝对不会审查你的户口本儿。但正因为政府不设门槛，所以市场就设了门槛：过高的人口密度自然抬高了居住成本，而过高的居住成本自然把没能力解决居住问题的人群拒之门外。

在抗战前，上海老城的人口密度就曾经高达每平方公里三万人，公共租界则达到了每平方公里五万人，人口比今天还稠密，而民国的建筑技术却没有今天发达，住宅区大多是一排一排的双层或者三层石库门，哪怕里弄和天井占地再少，容积率也是很低的，因此房屋的紧张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需要住房的人多，能提供的住房很少，供不应求，居住成本自然上升。据《上海居，大不易》一书考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市区一间七平米的亭子间，月租一般在十块大洋以上，而在同时期的故都北平（北伐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首都迁到了南京），这样的租金可以租一所占地两三亩建房几十间的大型四合院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由于房地产市场上疯狂的投机，上海居住成本达到了最高点，“顶屋费用动辄需黄金数条乃至数十条之多，租金多以美钞、英镑计算者，似此金楼银阁，非法勒索，除少数富商大贾问津外，一般平民莫不感到居住压迫的痛苦。……各种事业机关与一般公教人员因觅屋困难，栖息无所，以致焦虑频仍，工作无力。”（1946年4月21号《申报》评论《解决屋荒的合理办法》，作者陈仲明，民国学者，曾在复旦读书，建国后任复旦大学教授）可见不光低收入阶层租不起房，连公务员都租不起了。至于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更是天方夜谭。

因为居住成本过高，所以旧上海拼租之风非常盛行。夏衍话剧《上海屋檐下》里五户房客同租一所住宅，跟当时现实比，毫无夸张之处。事实上，只有收入稳定的人群才能“享受”到这样的租房生活，来自江浙、安徽、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及其眷属一般都是在垃圾场或者臭水沟旁边搭建窝棚，他们按照籍贯的不同，成百家乃至上万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了数量惊人的贫民窟，直到建国后很多年才慢慢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