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寄贺年片的风气从上海、广州兴起，到民国二十年代时才普及到封闭守旧的北平。北京人讲实际，把贺年片变成了促进公共关系的一种手段，还总结出了寄送贺年片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叫“攻势拜年期”，刚进入社会，想多认识几个人，凡是多少能套上一点儿交情的人，都给人家寄贺年片；第二个阶段叫“守势拜年期”，朋友一天天多了，人脉一天天广了，用不着再用贺年片套交情了，所以不再主动给人寄贺年片，但是别人寄过来的也不能不回寄；第三个阶段叫“不抵抗拜年期”，这时候已经跻身上流社会，属于成功人士，既不给人寄贺年片，收到人家寄过来的贺年片也不回寄，端架子，摆身份，表示自己不同凡响。

现在拜年寄贺年片的不太多了，自从手机普及以后，我们就流行发短信拜年，我觉得短信拜年也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群发短信期”，抄一堆吉利话，附上自己的名字，把手机上的号码统统选中，然后手指一按，等于给所有人都拜了年，处于这个阶段的朋友，如果不是推销员，往往就是小白领；第二个阶段叫“单发短信期”，只给关系铁的朋友发短信，内容很短，但是有的放矢，不用剽窃来的吉利话糊弄人，窃以为，这样发短信是成熟的标志之一；第三个阶段叫“不发短信期”，想给人拜年，要么登门拜访，要么电话沟通，这样拜年最传统，也最温暖，不是无声无息的短信可比，但是在这个人人皆忙于手指交谈的时代，也只有极少数人（例如干部）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您说是吧？

闲言少叙，接着说民国。民国政府的命令只是让部分人民在元旦那天多贴两张春联和多发几张贺卡，并没有废除掉传统的农历春节，大家到了大年三十还是合家团聚，到了正月初一还是放鞭炮吃饺子。政府不死心，又发布命令，让大伙“合并节日”：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大年三十的迎财神，都合并到大年初一进行。理由是传统节日太多，太浪费人力物力。这个命令只在北京被执行了，大年初一那天，北京市民早早地起来祭灶、接财神，然后才下饺子、放鞭炮。接财神的时候，小职员们这样祷告：“先迎灶王爷，再接财神爷，财神爷多下洋钱，保佑日本不来，我的饭碗常在，薪水不欠，永过太平年，太平年！”通过祷告辞可以看出，那时候老百姓的愿望无非就是能过上没有战争、没有欠薪的日子。当然，如果能在和平和不欠薪的基础上，能再发点儿财，自然也是人人都盼望的事情。所以旧历春节贴春联的时候，也会有人给财神两边挂一副：“发财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是篡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言，涉嫌不尊重，不过篡改得很有趣。

最后说说民国穷人怎样过年。

对当时的穷人来说，过年有五个难关：一是“债主关”，入不敷出，欠债还不了，最怕债主赶在年关要账；二是“馒头关”，过年需要买白面蒸馒头，平日里连棒子面都买不起，哪有钱买白面？三是“儿女关”，小儿女不懂事，缠着大人要压岁钱，要花要炮，要新衣服，没钱满足他们；四是“肉关”，买不起肉；五是“待客关”，客人来了招待不起。所以在华北一带，新年叫“年关”，过年叫“过五关”。

为了把年关混过去，穷人想尽了办法。过“债主关”得躲，腊月二十七债主来讨债，推到二十八，二十八再来，推到二十九，二十九那天人家再来，门神已经贴上了，照老规矩，债主就不能再进门了，大年三十不出门，一到初一，即使在街上见了债主，说个吉利话就过去了。当时有民谣道：“二十七，店债逼。二十八，定设法。二十九，答应有。三十不见面，初一扯个淡。”说的就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情景。

过“馒头关”要赊，舍着老脸去粮油店赊面，不给现钱。另外还可以分期付款，找个保人，先把馒头拿走，等正月出去，每月还一笔馒头钱，八月十五之前还清即可。当然，这样还账是必须要多出利息的，就像现在的按揭购房一样。

过“儿女关“靠哄，骗孩子说明年一定买新衣服，到了明年春节，再推到后年，推来推去，孩子大了，懂事了，不会再缠着父母要这要那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瞒”，特别小的孩子不知道日期，春节过去了也不告诉他，民国天津有一首竹枝词：“忽闻耳边爆竹声，低声悄语对妻言。今宵只当寻常过，莫对儿女说是年。”现在读起来是很辛酸的。

差在“肉关”不能过，干脆过素年，又叫“和尚年”。等到客人来了，素菜荤做，看上去是烤鸭子、粉蒸肉、糖醋排骨，吃到嘴里，无非面筋、豆腐干和胡萝卜，这就叫过屠门而大嚼，聊解客人之馋。最有创意的是武汉人，客人来到，一桌子咸菜，中间放一大盆，盆里一只红通通的烧鸡，外地来的客人不懂，用筷子去夹，夹不动，拿起来一瞧，啊，原来是木头刻的。有个成语叫“呆若木鸡”，不知道是不是打这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