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在郑州读大学，白天上课，晚上给一家软件公司录数据，回去得很晚，怕耽误室友休息，就在校外租房住。租房的那个地方是一都市村庄，名字叫作“小铺”——如果您对郑州很熟，肯定知道这个地方，听说它现在已经不是都市村庄了，不知真假，哪天路过郑州，我会专门去看一看。

大学毕业后，因为没房，我仍然在小铺居住，直到后来买房安家，才离开那里。掐指头算一算，我在小铺住了6年。

还记得刚去小铺租房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96斤，到搬离小铺那天，我的体重已经涨到了146斤。纳博科夫说，应该从身上的肉来辨别籍贯，譬如你在某地增加了多少斤肉，就有多少斤是属于那里。我有三分之一的体重是在小铺增加的，所以我有三分之一属于小铺，或者也可以说，我是三分之一的小铺居民。

作为三分之一的小铺人，我对小铺的了解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小铺还不是都市村庄，还没有被城区包围，还不见高楼大厦和鸽子笼似的简陋公寓，还是典型的近郊田园，还能见到深巷的光影、老墙的青苔、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一眨眼工夫，城区北扩了，耕地蚕食了，庄稼消失了，村民们不再种玉米种小麦种果树种蔬菜，改种房子。他们用挖掘机松地，用灌浆机施肥，把粘土砖种下去，把钢筋水泥种下去，在切割机和搅拌机的轰鸣声中，一幢幢公寓遍地开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俯拾皆是，像打了激素的黄瓜一样越来越长。主街拓宽了，深巷缩短了，摩托和小汽车鸣着笛在每一条街巷里缓缓蠕动，昔日的交往空间变成了交通空间。泥土地被硬化，街灯竖起来，村子亮了，叫卖声响了，鸡鸣和羊叫听不见了，光影和青苔像潮水一样退去，真正漆黑的夜色和真正清脆的鸟鸣突然定格成遥远的回忆。

但小铺毕竟还不能算是完全的城市，毕竟还残留着一些农村的痕迹。我在小铺租房那些年，每月总有那么几天早上能听到村里的大喇叭宣传计划生育，喊村民代表去村部开会，或者狗顺子家的狸猫丢了，二娃子家新买的电动车不见了，上面要来检查街道卫生，诸如此类的宣传、通知以及广而告之。这样的大喇叭，在城区是见不到的，只有农村和都市村庄会有。

在已经成为都市村庄的小铺，重男轻女的思想仍然严重，年轻的夫妇仍然超生，老人们去世了，其儿女和族人仍然要想法设法避开民政局和火葬厂，力图把他们埋进遥远的庄稼地。在红白喜事上，大多数村民顽固地守着旧习俗：小孩子过九，全村人都去，主人家不在酒店摆酒席，在门前的胡同和大街上拉成一字长蛇阵。给死去的父母“过三年”、“过十年”，仍然是一族人的大事，他们提前几天就在街口搭好戏台，没钱的请草台班子，有钱的请“梨园春”擂主，每天晚上按时开唱，一直唱到午夜十二点，戏台光耀长街，锣鼓响彻全村，看戏的人堵满整条街道，过往的车辆艰难地鸣着笛，像陷在沼泽里的鸟兽……

您知道，禅宗讲求顿悟，参透了一个话头，也就参透了所有话头，所有禅门公案集，《指月录》也好，《传灯录》也好，《五灯会元》也好，都等于加减法的习题集，你真的懂了其中一道题怎么做，也就懂了其他所有题怎么做。小铺这个典型的都市村庄，本身就是和尚的一个话头、禅门的一宗公案、减法的一道习题，你认识了它，就等于认识了大铺，认识了庙李，认识了小杜庄，认识了早先的关虎屯，认识了郑州城区内所有的都市村庄，进而也就认识了所有正在迅速扩张中的城市，认识了城市包围农村的时代步伐。

这个时代步伐是这样的：它推动着城市包围农村，推动着农民变成市民，推动着传统的自给自足蜕变为现代的商品交换，推动着低效的家庭种植演化为一本万利的房屋出租。一步迈出去，村民的眼界迅速开阔，钱包迅速鼓起，生活迅速转变，农业文明迅速进化到商业文明。可是这个步子又迈得太大太急，以至于村庄在前进的同时，把灵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信您去任何一个都市村庄瞧瞧，懒散到极致的土著和俯拾皆是的麻将桌可以证明这一点，遍布在背街小巷的按摩店和洗头房可以证明这一点。当年梁启超先生说过，只有打麻将能让他忘记读书，只有读书能让他忘记打麻将。今天都市村庄里靠房租吃饭的村民可以套用梁任公的句式：只有打麻将能让他们忘记收房租，只有收房租能让他们忘记打麻将。

可是如果不打麻将，那些村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刚扔掉锄头，还没有时间（其实也没有动力）去学别的手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没有上过多少学，欣赏不了相对高雅的文艺，缺乏有益身心的娱乐。村干部和乡镇领导忙着收受征地和拆迁的回扣，村里的能人和强人忙着借助家族势力和黑帮组织承包那些近水楼台的大小工程，也没有人引导他们。于是，一种新鲜的、生猛的，同时还较为原始和落后的都市村庄文化在扩张中的城市里呼啸生长并迅速壮大，影响着本地村民，影响着新来的打工者，也影响着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