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上海市某职员，一个姓俞的男子，在单位割腕自杀。

自杀的原因是：妻子跟他离了婚。

离婚的原因是：婚前此男子曾经承诺，很快就能离开租住的公寓，搬进独门独户的石库门，让妻子过上有产者生活。但是，他没能兑现承诺，于是妻子不满，大加诟骂，于是双方离婚。离婚后该男子自怨自艾，于是又自杀。

像俞姓男子这样因为住房问题而离婚或自杀的，在民国上海不是个案。

据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统计，1928年，上海本埠共有643对夫妇离婚，其中有36对夫妇是因为买不起房或租不起房而分手的。

同样据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统计，1928年上海共发生自杀事件1989起，因而丧生者434人，除了200多人自杀原因不明外，其余的自杀者当中，有1.8%是因为失恋而自杀，1.7%是因为失业而自杀，0.6%是畏罪自杀，因为住房问题自杀的，占到了8.5%。

有朋友会说：仅仅因为一套房子就离婚就自杀，这夫妻感情也太浅了吧？心理素质也太差了吧？做人也太物质太现实太俗气太市侩了吧？

是，为一套破房子就放弃婚姻放弃爱情很不值，放弃生命更愚蠢。但是如果不止一对夫妻因为房子而离婚，不止一条生命因为房子而枯萎，那么围观责骂和心理辅导已经无济于事，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真正要做的也许不是批评，而是把目光投射到住房市场上去，探究一下当时的楼市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民国上海的房地产市场的话，最合适莫过于这个字：涨。

1903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土地4603元（银元，下同）。

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土地8819元。

1924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土地16207元。

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土地18652元。

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每亩土地26909元。

法租界，1921年每亩土地15万元，1931年涨到27.5万元。

陆家咀，1921年每亩土地两万元，1931年涨到8万元。

四川北路，1921年每亩土地1万元，1931年涨到4万元。

房价比地价涨得还快。抗战以前，英籍犹太人沙逊在上海做房产开发，曾于南京路外滩口开发沙逊大厦，该大厦1929年建成，建成后平均每18个月升值一倍。

如果我们再用一个字来形容民国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最合适莫过于这个字：贵。

1928年，上海南市，一楼一底的石库门住宅，起价不会低于四万元。而在同时期的北京，占地面积更大、建筑面积更大、也更适于居住的四合院，一般不超过两千元。所以鲁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先后买过两套住宅，而一到上海，就不得不租住公寓，直到去世也没能买上一套房子。

房子贵，房租自然也高。1934年3月16日《申报·本埠增刊》刊登了一篇题名《也谈房租运动》的文章，其中一段话可供参考：

“住在上海的人大概都知道得很清楚，上海的房租实在是贵得可以。85两一月的二层楼房或50元一间的大厢房固不必说，只能摆一张铁床和一双打字机台的小亭子间，在北京路一带要租10元，在曹家渡也要7元，至于糊了花纸的却要14元以上了。”

而如果在同时期北京的四合院里租两间青砖大瓦房，月租无论如何不超过三块大洋。

沈从文原先做自由撰稿人，在上海租房，月租一度高达50块大洋，他挣的稿费又要吃饭，又要应酬，又要给妹妹教学费，又要给母亲看病，月月入不敷出。后来去北京，临行前有朋友告诉他：“用上海的房租已经可以在北京租一栋六十间的大厦住了。”话虽夸张，但足以说明上海房租远比北京要贵。

1930年前后，徐志摩在三所大学执教，同时写专栏、办杂志、做房产中介，努力挣钱养家，月收入600大洋不止，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三四万元，和陆小曼俩人在延安中路一带租三层小洋楼，还嫌房租太高，负担不起，遇难前不断劝陆小曼乔迁北京，以便降低房租开支。

像徐志摩、沈从文这样的知名作家，在当时算得上是中上收入水平，他们尚且为居住而而发愁，广大低收入群体可以想见。

现在上海市图书馆藏有1927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建设上海中心区域计划书》，该计划着重指出：“居住上海之人民，除却少数以外，生活上所最感困难者，莫过于住居问题之解决。近年地价日贵，房租日增，自经济卫生及种种方面观之，均为一极大社会问题。”

1929年，上海特别市社会局公布《业务报告》，也指出了住房问题是上海多数居民所面临的难题：“本市市民所共同感觉之困难，除粮食以外，即为住宅。租金奇昂，非普通人所能负担，故一般劳苦工人簇聚草棚、旱船之内，与猪狗为伍。楼居者，往往七八家饮食起居局促一室。”

本来新婚夫妇买不起房，可以租房。租房太贵，还可以拼租。如果连拼租都负担不了，那么好，现在上海市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近百亩的垃圾填埋场，1930年前后，那里全市最大的贫民窟，人们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一样可以住人。

问题在于，中国租房市场一向不健全，房客老是要受房东和二房东的违规提价和刁难；拼租更不用说，不但受刁难，而且生活空间逼窄；挤贫民窟呢，瘟疫、火灾、偷盗、凶杀，轮番光顾，孩子无法正常就学，大人无法健康生活。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人们总是会选择买房，而不选择租房和贫民窟。

另外民国上海跟今天任何一个大中城市一样，城市管理者很爱面子，对贫民窟一贯深痛恶绝，官僚们宁可把底层劳动者和前来求生的新移民都逼走，也要铲除简易房，在原址上建一大片人民广场出来，这样做对改善民生毫无意义，但是对“维护城市形象”却很有利。由于这个缘故，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经常以“妨碍观瞻”、“窝藏歹徒”等理由强拆贫民窟。1925年冬，公共租界当局一夜之间纵火焚毁千余间草棚，造成数千居民流离失所，死伤数十人。1928年3月7日夜间，国民党市政当局到闸北长安路、裕通路、通济路一带的棚户区纵火“取缔”棚户，烧死小孩一人。也就是说，即使你甘愿住“陋室”，政府也不给你这种机会。

还需要说明的是，民国上海房价虽高，只是对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而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么一小撮有钱人不怕高房价。譬如前面提到的外籍开发商沙逊，他曾经在上海常熟路与淮海中路交叉口拥有超级别墅一幢，名叫“沙发花园”，公交车经过该别墅，需要停靠两站才能走完，比李连杰在上海耗时六年、投资两亿打造的所谓“中国明星第一豪宅”大多了。其他像前清遗老、下野军阀、政府要员、殷实铺户、洋行买办、战争时期投机倒把的“有办法”市民，在上海都能轻松买房，而且一买就是很多套，除了自住，还能出租。1944年6月，张恨水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说：“所谓房荒，只是荒了大多数人，却有极少数人反有房多照顾不过来的痛苦。”这话一语中的。

一边是买不起房甚至也租不起房的普通人，一边是拥有很多房产的豪富阶层，两种群体生活在一个城市，贫富极端不均，落差非常巨大，前者自然而然会把后者的生活当梦想，当希望，当作比较的对象。但是梦想终难实现，希望终将破灭，比较来比较去，只有越来越强烈的痛苦。痛苦到极致，绝望来了，想不开了，同时邻里的嘲笑、朋友的歧视、妻儿的抱怨纷至沓来，更加重了这种想不开，于是自杀。

在民国，上海不是唯一出现住房难的城市，北伐后的广州、迁都后的南京、沦陷后的北京、抗战时的昆明、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举行后的杭州，莫不房价狂涨、房租飙升，莫不涌现大量的贫民窟，当地政府莫不为“取缔”贫民窟而着忙。至于这些城市是否也有市民为房子而自杀，暂时还没发现实例，照常理推想，应该也是有的。

现在我们正处在建国以来房价最高的时代，房奴自杀的新闻在报纸上已经刊登了好几起了，民国上海的自杀现象初见苗头。但愿这一轮房产调控能有成效，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附注：

除文中注明的文献外，本文另外参考了1929年《上海市行政统计概要》、1944年《上海市地价之研究》、1936年3月4日《申报》、1936年7月12日《申报》、《上海住宅建设志》第一篇第五章、徐志摩《爱眉小札》、鲁迅《中国人的生命圈》、《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1934年12月6日南京行政法院第37号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