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说，现在老家不太平，家里不能放东西，不然招贼，你姨父家的牛，你舅家的玉米，你二大爷家的牛和玉米，都让人偷过。

我爸说，以前偷鸡的贼多，现在鸡不好卖，偷鸡贼都改行偷狗去了。肉狗也偷，狼狗也偷，偷时用“打狗丸”把狗药翻，装口袋里扛走，跟扛粮食似的。他们偷来这些狗，主要卖给狗肉馆子，也有的自己吃，你二大爷（就是家里的牛和玉米让其他小偷顺走那个）就是个偷狗的老手，他家的菜锅里不断狗肉。

我爸说，以前的贼有名有姓，一个村子就那么一两个，时间长了谁都知道，就是大家不说破，平时防着就行了，而且这些贼一般都不偷自己村里的东西，是有规矩的；现在的贼多得很，你都不知道谁是贼谁不是贼，有时候我看着谁都像贼，包括丢牛的你姨父。你姨父听说也偷过东西——去年他打工没挣到钱，去寡妇张翠兰家里偷过两大包棉花，张翠兰疑心是他，站他家门口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爸说，以前的贼有绝招儿，偷东西偷得不声不响，现在的贼都是半路出家，翻墙翻得惊天动地的，说好听些是偷，说不好听些就是抢。要是你家里有男人还好一些，吼一嗓子能把贼吓跑，要是就剩几个老娘们儿，贼敢当着你的面往外搬东西。

我爸说，今年大蒜涨价，种蒜的农户都赚大钱啦。说是赚大钱，实际上一斤蒜卖不到两块钱，刨去投资，一亩蒜最多只能赚四千五百块钱，一家种十亩地，把五口人的人工都投进去，忙活小半年只能换四五万块钱，可是咱农村人不挣钱啊，把这四五万块钱都当大钱了，看谁家种的蒜多，都眼气，有些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先不说收麦子的事儿，先去偷蒜，把人家刨出来在地头晾晒的大蒜一袋一袋地搬走。

我爸说，付集乡（离我们老家很近的一个乡镇）有老两口种了七亩半的大蒜，让人偷了一大半——蒜还在地里长的时候就让人偷了，偷时连根拔，装车拉走。那老两口气得要吐血，在地头搭了个茅草庵子看着，根本不顶用，贼该去还是去，老头去抓贼，让一个贼用耙齿在背上敲了一下，敲出三个血窟窿，住院花了两千块。老太太去报案，派出所问她认识不认识那个贼，老太太说没看清，派出所就不立案了，因为“看不清凶手的案子没法破”。

我爸说，这几年贼多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人心不平。人心为啥不平啊？因为有些人太能挣钱了，有些人太不能挣钱了，都是在农村过日子的，当个村支书就能盖大楼，当个包工头就能买大车，当个乡镇税务所的副所长就能让几百口亲戚都吃上低保，没本事的人只能瞅着干憋气，气不顺，他们就偷。有人偷狗为卖钱，有人偷了直接往咱村北口那大机井里扔，死狗把井水弄臭了，没法喝了。

我爸说，那些贼不光偷狗偷牛偷庄稼，还偷小孩，偷了卖掉，卖不掉的打电话让家长出钱赎人。咱集上开面粉厂的那个回民霍胖子就遭过这种事儿，他家二小子不是让贼捂死了吗？贼本来是想让霍胖子出钱的，偷小孩时怕小孩喊，连鼻带嘴都捂住了，把小孩小命捂掉啦。那一回是两个贼干的，一个贼逮住了，另一个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逮住的那个贼你认识，就是竹林（乡镇名）派出所的联防队员，跟你云姐（我堂姐）离婚的那个女婿。

我爸说，你是写历史的，历史上是不是也这样啊？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贼，是不是该改朝换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