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最红火的时候，全国有六千万人，几场仗打下来，只剩不到三千万，经过东汉百余年繁衍生息，总算又回到六千万的水平。隋朝最红火的时候，全国有五千万人，几场仗打下去，只剩不到三千万，经过唐朝二百年繁衍生息，不仅回升到原来的水平，还飙升至一亿六千万，创了记录。可惜这个记录很难保持，几个军阀一掐架，它又噗噗地瘪下去了，瘪到北宋初年，只剩两千七百万。

翻翻历代的户部档案，和平时期都在拼命地生，使人口势不可挡地爬上去；战乱时期都在成片地死，使人口势不可挡地滑下来。爬上滑下，循环往复，仿佛缸里一堆蛆。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咱们五千年文明倒像一个巨大的蛆缸。

宋朝当然也逃不掉做蛆缸的命运。北宋初年，全国457万户，到景德三年（1006年），就爬到了742万户的位置。此后庆历八年（1048年），1072万户；熙宁十年（1077年），1424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2088万户——到缸沿儿了，金兵狼牙棒一扫，众蛆纷纷跌落。然后南宋接着爬，绍兴三十年（1160年），1157万户；乾道二年（1166年），1233万户；嘉定十六年（1223年），1267万户——又到顶了，元兵大炮一轰，又是骨碌碌往下滚。

单看爬上爬下其实毫无意义，问题是爬的过程中，蛆在长，而缸不变，于是越来越挤。像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2088万户，按每户6人估算，就有一亿两千万人，而国土面积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43人，这个密度超过今天的挪威，接近瑞典，与芬兰基本持平，开发水平却远远不如人家挪威、瑞典和芬兰，土地资源势必紧缺。

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宋徽宗想给孩子们盖房，一看图纸，“居者栉比，无地可容”（《宋会要辑稿》方域1），居然找不到一块宅基。连皇帝都为地皮发愁，可见土地供应是多么紧张了。其实在宋徽宗发愁之前，苏东坡就为营房用地跑细了腿，到底也没申请到，最后给当兵的发租房补贴了事（参见《苏轼集补遗》尺牍四百九十三首）。

土地紧张，房价就涨，北宋时就有人感叹：“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王禹偁《小畜集》卷16），到现在，房价更是涨到了天上。如前所述，人口总是要势不可挡地爬上去，再飞快地滑下来，我觉得这是野蛮时代恒久不变的定律之一，同时也希望房价的长期走势与此类似。

附注：

1.文中人口数据来自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不过历代百姓为了躲避赋税和劳役，都倾向于瞒报人口，所以这里辑录的人口数很可能小于实际人口数；

2.文中说，唐朝人丁最旺时，曾有一亿六千万，五代军阀一发威，就锐减到两千七百万，似乎太邪门。其实不然，这里没考虑疆域问题：唐朝疆域很大，宋朝疆域很小，经过改朝换代，至少有一半人口被切给契丹、吐蕃、大理和西夏了；

3.一个国家的房价是否能让百姓承受得起，并不取决于人口密度，而是取决于土地制度。此文写于两年前，当时太蠢，没能想明白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