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本家李猎户，北京人，文字绝佳，富于收藏。两周前，她传给我一张民国十年的地契。那张地契上写道：

立卖自置红契地字人鄂蔡氏，有祖遗红契地四亩三分，坐落大兴县大康家营村，经前有刘百顺现租种，今因本宅意欲出售，定价每亩银洋一元六角。现租种地人亲托中人说合，情愿按照本宅卖价，留买价银洋七元整。当日笔下交足，价款不欠，此地归新业主刘百顺名下永远为业，打井盖房均由新业主。倘有亲族人等争论，全由旧业主担负，与新业主无干。恐口无凭，立此卖字为证。

中人：耿玉祥、刘子香

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六日

这张地契是猎户女士的传家宝之一，地契上的买地人刘百顺就是猎户爱人的爷爷，该刘老先生世居北京大兴康家营（现在叫康营），起初是佃户，后来攒下一笔钱，从东家手里买下四亩三分地，做了小自耕农。

地契上写得清楚，刘百顺买那四亩三分地时，只花了七块大洋。在民国十年的大兴地区，七块大洋能买九百一十斤面，或者一千四百斤小麦，按购买力折算，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多元。您想，四亩三分地只卖一千多，每亩才三百元左右，实在便宜得很。我查北京方志，民国初年大兴县县知事的月薪是三百大洋，这厮挣一个月工资，就能在康家营买下几十亩地。这么一算，更觉得当时地价便宜，简直便宜得不合情理。

我怀疑我看错了地契，兴许刘百顺老先生买地花的钱不是七块大洋，而是七十块或者七百块大洋，可我对着那张地契左看右看，“银洋柒圆”四个字相当醒目，决无破绽。再查民国史料，确定我没有眼花——民国时大兴农村地价就是那么低，比如说民国五年，大兴县北野场村一个叫于进禄的人在本村买地二十亩，只花了三十块大洋，每亩地价是大洋一块五，折成人民币，一亩地也就两百多元。

但是我们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民国时地价很低，因为地价低的只是农村，北京城区的地价可比这高多了。我手头有一份民国十年北京市区的土地分等估价表，抄出来与您分享：

凡毗邻使馆界各地方，每亩两千大洋。

凡已修马路之大街或交通横街，每亩一千五百大洋。

凡已修马路之冲要街巷，每亩一千大洋。

凡未修马路之冲要街巷，每亩八百大洋。

凡未修马路而不甚冲要之街巷，每亩六百大洋。

同样是一亩地，在使馆区能卖两千大洋，在康家营还卖不到两块大洋，前者是后者的一千多倍。这就是民国时农村地价和城市地价的差别。

想起最近出现的北京地王来了，据说那块地王的楼面地价是每平米一万六千元，而在我的老家河南杞县，乡村居民转让宅基，每平米最多十五块钱，前者依然是后者的一千多倍。

附注：

农村不动产价格不如城市，远郊不动产价格不如市区，这大概是自然规律。明朝人吕坤在《去伪斋集》第七卷有言：“集镇屋价，五倍乡庄。”都市房价则“十倍或三五十倍之”。可见明朝时也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