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在位的时候，长安有个窦乂，绰号“窦半城”。为什么叫他“半城”呢？因为整个长安西市差不多都是他的。这个说法涉嫌夸张，不过能说明窦乂这厮着实有钱。

像很多有钱人一样，窦乂也不是生来就有钱的。他本是陕西人，幼年丧父，跟着伯父和舅舅迁居到长安。伯父叫窦文，是个公务员，官拜闲厩使。舅舅叫张敬立，也是个公务员，曾任安州长史，退休后回长安定居。

窦乂十三岁那年，舅舅张敬立从安州带回十几车丝鞋，遍送亲朋好友。窦乂也得了一双，不过他不要，找到舅舅说：“您把没送完的那批鞋全给我好吗？”舅舅答应了，给了他一大车。窦乂拉着这车鞋来到市场上，摆了两天摊，卖了五百文。

有了五百文的微薄本钱，窦乂打了两只铁锹，买了一口袋榆树种子，开始在舅舅家一处闲置房产的大院子里种树。他把种子均匀地撒播在翻耕好的空地上，一场大雨，长出一万多棵榆树苗。第二年，榆树苗长到三尺高时，窦乂剔去五千棵，晒干之后，捆成束，当柴禾卖，卖了一千文。

第三年，榆树苗长到了鸡蛋粗，窦乂又剔去三千棵，晒干之后，当柴禾卖，卖了两千文。

第五年，剩下的两千棵榆树能当椽子了，窦乂卖掉其中一千棵，卖了四万文。

第六年，最后一千棵榆树长到了胳膊粗细，恰好长安城中有个加工马车的老板高价征购榆木做车轮，窦乂把剩下的榆树全卖给了他，卖了十万文。

窦乂的日常开销一直都是伯父和舅舅承担，所以他不花自己的钱，所以他卖树的钱都存了起来，所以到十九岁那年，窦乂已经有了十四万三千文的身家。

二十岁那年，窦乂不种树了，他用很低的价格收购了大批旧鞋、碎瓦和槐树籽儿，又用很低的工资雇佣了大批童工，让童工们把旧鞋、碎瓦和槐树籽儿加工成引火用的“法烛”。这年大雨连绵，燃料提价，窦乂的法烛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半年内卖出一万根，获利八十万（铜钱，下同）。

然后窦乂开始进军房地产业，他在长安西市买下一个十多亩的化粪池，填埋之后盖成店铺二十间，租给波斯胡人做生意，平均每天有几千文的房租进账。此时窦乂二十三岁，身家三百万左右。

三百万身家比起普通市民来说那是富翁，但是跟当时长安城真正的富翁去比，那只能算是穷鬼。窦乂最后是怎么混成长安首富的呢？

他行贿。

《北梦琐言》第十卷记载，窦乂在长安有片空地，价值五六十万，这块地皮跟某个手握实权的监军太监产业相邻，该太监想扩建住房，要买下这块地皮，窦乂听说了之后，主动找上门去，点头哈腰地对那太监说：“将军所便，不敢奉违。”意思是既然您要这块地皮，我怎敢不送给您呢？一分钱没问太监要，直接就把地皮过户给人家了。那太监笑纳了这块地，给窦乂弄了张特别批文——凡是窦乂经手的买卖，各地官府都不许征收流通税。

唐朝后期藩镇割据，那流通税是很厉害的，开发商从江淮往京师运建材，每过一个收费站都要抽税百分之四十，使得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建材的运输成本高了，房屋的建造成本自然就高，房屋的建造成本高，开发商的利润自然就少。窦乂很高明，他用一块五六十万的地皮把问题解决了，从此他的建造成本大幅度下降，开发利润大幅度上升，他在长安地产界风生水起，很快就成了“窦半城”。

也有人说，窦乂行贿时送的不是地皮，而是房子；他行贿的对象也不是太监，而是一个手握实权的太尉。

这个不同的版本出自《太平广记》。《太平广记》第二百四十三卷记载，窦乂从事房地产开发后，觉得这一行利润微薄、风险巨大，而且资金回笼的时间特别漫长，干着太没意思，想改行。改行干什么呢？给人跑官。

咱们在前面说过，窦乂的伯父和舅舅都是公务员，伯父窦文，是闲厩使；舅舅张敬立，是已经退休的安州长史。闲厩使是五品官，官阶不算低，但只管御马车驾，没有实权；安州长史也是五品官，官阶也不算低，可惜已经退休。所以窦乂如果改行给人跑官，从亲戚那里是借不了多少光的。

窦乂把主意打到了当朝太尉李晟的身上。

李晟是唐朝后期的名将，号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唐德宗时期的各路藩镇无一是他对手。可是这人到了晚年，却被窦乂这个小小的房地产商给攻克了。

窦乂百方打探，了解到李晟想在自家院子里建一个球场（原文为“击球之所”），就拿出二百万，把李晟家临近的房子买了下来。等李晟过周末那天（原文为“沐浴之日”），窦乂拿着房契登门拜访，见了李晟先行大礼，然后爬起来说：“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原契，伏惟府赐照纳。”什么意思呢？我买这处宅子，本来是想自己住的，后来才发现这房太高，站房顶上能瞧见贵府的大院，真是无礼之极、冒犯之极啊，我还怎敢在这儿住呢？不过我这处宅子占地不小，要是把房屋拆掉，只留院墙，倒是个不错的球场。我就把它献给您做球场吧，希望您不要太嫌弃。李晟一听，大悦，接着问窦乂：“你想让我办什么事儿，就直说吧。”窦乂说：“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把房契放下，转身走了。

回去之后，窦乂拆掉新买的房子，在原址上建了个相当大、相当豪华的球场，献给了李晟。然后他找来一批有钱无势的商界同行，拍着胸脯向他们许诺，自己上面有人，能给他们的儿子、孙子弄个官做做，而且明码标价，一个官卖二百万。众同行大喜，纷纷掏腰包交定金，让窦乂去跑官。

过了半个月，窦乂又去拜访李晟，先拍一顿马屁，再给他一张名单，说上面那些人都是我亲戚里的佼佼者，他们志向远大，但却报国无门，希望太尉成全。李晟很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名单上的那些人都做了官，然后窦乂有了上亿的身家，摇身一变，成为长安首富。

《北梦琐言》里讲的和《太平广记》里讲的大不一样，哪种说法是真，哪种说法是假呢？还真不好说。我倾向于认为两种说法都是真的，比如说，窦乂先用地皮向太监行贿，换来特别通行证；再用房子向李晟行贿，换来卖官鬻爵权。这也不是不可能。

我还倾向于认为，不管窦乂向谁行贿以及怎么行贿，他的做法都有害于全体国民。您想啊，唐朝的流通税是有定额的，窦乂靠行贿弄了张特别通行证，把税免了，地方官就得把这笔差额摊派到其他商人头上，其他商人则会很自然地把新增的成本摊派到消费者头上，最终造成消费者福利的下降。坦白说，这个危害还不明显，窦乂帮人跑官危害更大，第一，他破坏了公务员选拔规则；第二，那些通过花巨资上台的新贵少不了要“捞本”。

不过窦乂是商人，商人的天性就是逐利，对他们来说，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了，对百姓有害还是有利并不在他们的可行性研究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该指责窦乂行贿，倒应该指责太监和李晟受贿。

太监和李晟接受窦乂的不动产大礼，这叫“受财”；受财之后又为其免税和跑官，这叫“枉法”。按唐朝法律，“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官员受财枉法，按受贿的金额来定罪，每受贿一尺绢，打一百大板，如果受贿十五匹，就判处绞刑。唐德宗贞元二年，一匹绢官价七百文，十五匹才一万文，而窦乂送给太监的地皮价值五六十万，送给李晟的房子价值二百万，都远超十五匹绢，所以按法律规定，那个太监和李晟都犯了死罪。唐朝有八议制度，李晟身为平藩功臣，议功议勤议贤议贵都够格，死罪是能免的，但他的官职、爵位和封地却要鸡飞蛋打。为了区区二百万的房产，李晟还不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问题是，太监受贿了，没判绞刑；李晟受贿了，也没丢掉官爵和封地。他们都毫发无损，好像文武百官和全国人民根本不知道他们俩受贿似的。

大伙是不知道他们受贿吗？肯定不是。只因他们官位太高、实权太大，老百姓不敢检举他们，刑部和大理寺不敢审判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讲，他们是官，刑部的人也是官，专制社会里的官和官都穿一条裤子，只要不是为了政治斗争，一个官是决不会主动去反另一个官的腐败的。

也就是说，唐朝是专制社会，专制社会缺少一个针对官员的制衡机制，只要官员内部的利益得以平衡，那么不管他们怎么受贿，都不会受到惩罚。换言之，专制社会的反腐败法无论多么完美，都是一张画饼。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唐朝民众的反应。按理说，窦乂行贿、李晟与太监受贿，最终的受害人是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应该感到愤恨才是。可是《太平广记》里的市民见了“窦家店”（窦乂开发的商铺）招牌，都是啧啧称赞，对窦乂的发家史只有羡慕。

专制文化培养出来的国民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当商家行贿和官员寻租没有直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们就把行贿和寻租的过程当成传奇，把传奇中的人物当成偶像。即使哪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已被剥夺，他们选择的也往往是可耻的沉默，或者毫无制衡作用的牢骚。

柏克说，“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这话太绝对，但要说专制社会和沉默国民相辅相成，应该不会错。

附注：

此文参考了《太平广记》卷243、《旧唐书》卷137、《北梦琐言》卷10、《唐律疏议》卷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