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耕田一般用牛，个别农户家底薄，没有牛，只得靠人力。人力耕田效率低，劳动量大，所以在古代中国，一些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上一头牛，就像现在一些市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买上一部车一样。唐宣宗时代的永州就有这么一些农民，他们都没牛，都想买上牛，手头的钱又都不够，很着急。

某一年，一位叫韦宙的人到永州做官，知道了这些农民的困难。他拍了拍脑袋，对这帮农民说：

假设你们只有四个人，分别叫小明、小亮、小强、小胖。四个人各有三千元，而买一头牛需要六千元，所以每个人都有三千元的资金缺口。你们不如互相合作，轮流给其中一人凑钱。

比如说，现在让小亮、小强、小胖分别掏给小明一千元，这样小明就可以买上一头牛了。第二年，再让小明、小强、小胖分别掏给小亮一千元，帮小亮买上一头牛。第三年，小明、小亮、小胖分别掏给小强一千元，帮小强把牛买上。第四年，已经有了牛的小明、小亮和小强各掏一千元给小胖，使小胖也顺利加入有牛一族。

回头算一算，四个人在四年当中分别借出了三千元，也分别拿到了三千元，每个人都是不赔不赚，同时每个人又都凑够了买牛的钱，而且无需转借，无需贷款。何乐而不为呢？

那些农民听完韦宙的话，觉得这主意挺好，于是联合起来，或者四五家一组，或者七八家一组，像韦宙建议的那样，每一组的人轮流给组内成员凑钱。很快地，永州农民每家每户都有了一头牛。

聪明的朋友会发现，韦宙的方案并不完美——大家拿出的钱数都一样，得到的钱数也一样，可是最先拿到钱的人要比最迟拿到钱的人提前几年告别人力耕田。另外，谁拿钱越晚，谁面临的风险也越大：万一前面那几位买上牛之后，抹抹嘴不认帐，拒绝给后面的人掏钱，那后面的人可就冤到了姥姥家啦。

永州人民也发现了上述问题，他们谁都不愿做最后一个拿钱的人，于是就抓阄，让老天来决定次序。我估计，当时凡是抓了头名的人都会欢天喜地，抓了末位的人都会咒天骂地。

同样还是唐宣宗时代，敦煌人要比永州人聪明一些。当时敦煌也有好多穷人，他们买不起地，盖不起房，也像永州的农民那样彼此结社，社中成员轮流凑钱。但是他们不抓阄，而是约定先拿到钱的人必须给后拿到钱的人支付利息，谁拿到钱的次序越靠后，谁拿到的利息也越多。这就公平多了。

套用金融界的说法，永州人结社买牛走的是互助借贷的路子，敦煌人结社买房走的则是住房公积金的路子。众所周知，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其实就是大伙轮流凑钱，然后轮流买房子，其中由申贷次序所引起的不公和风险正是靠利息来抵消的，一如当年的敦煌。

区别有二。当年敦煌人结社，社中人彼此熟悉，而我们参加住房公积金计划，绝大多数参与者彼此不熟悉。另外，当年敦煌人轮流凑钱，那钱不能升值，而现在的住房公积金很少有放着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