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柳宗元下放永州，去山旮旯里瞎逛，瞧中了一块地皮，想买下来，问原主多少钱能卖。原主说：“这块地偏僻得很，一直没人出价，您想要，掏四百文就行了。”柳宗元很高兴，当即付了钱，填了契，双方签字画押。再后来，柳宗元写《永州八记》，专门提到这件事，还发了一些感慨。他说：那么好的一块地，要是放到长安，肯定很多人争着买，买家们你一千我一万往上加价，打破头也未必抢得到。可是在这深山老林，谁见它谁摇头，四百文的价钱都找不到买主。看来这土地跟人一样，也是讲究机遇的。

柳宗元是对的。就拿现在来说吧，一线城市地价虽然下挫，每平米仍能拍到两千元以上；而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县城，最繁华地段也不过只有三百元一平米。如果土地拥有思想的话，那么我这里的土地肯定会抱怨自己生错了地方，并对大城市的土地充满羡慕。

不仅土地，房子也是如此。北京市中心的四合院再破烂，报价也不会低于一千万；而我们这个县城去年新建的小别墅，有花园有车库有绿地有水池，每套六十万，到现在还有一半空置。这里的房子生而有知，大概也会牢骚满腹吧？

土地和房子发发牢骚倒无所谓，关键是它们的主人也会发牢骚。例如大城市郊区的农民，其土地或者房子如果被征用的话，可以拿到上百万甚至更多的补偿款；而在西部小城镇居住的农民，他们同样面积同等质量的土地和房子被征用，却连十万也得不到。大家都是农民，原先对土地和房子的投入都一样，付出的成本都一样，为什么生在大城市就能一夜吃成胖子？为什么生在西部小城镇就得继续蹬着三轮苦哈哈地挣那一日三餐？这不公平嘛。

如果公平的含义就是指发展机会均等的话，那么上述现象实在是极大的不公平——占据区位优势的居民拥有了比其他居民强过上百倍上千倍的发展机会，而且这种不公平又是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等等不可抗因素造成的，凭借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所以要想取得公平，只能靠税收来调节，比如大幅度提高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率，让占据优势的人失去优势；或者把优势群体的所得通过转移支付让渡给劣势群体。

柳宗元的时代没有增值税和所得税，但是有“折亩”的做法，就是在征税的时候，把区位不好、价格不高的一亩土地折成半亩，把区位绝佳、价格暴涨的一亩土地折成两亩，这样一来，位于山旮旯的不动产可以少缴税，位于闹市区的不动产必须多缴税，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

现在大陆有增值税和所得税，台湾除了增值税、所得税之外，还开征了地价税和房屋税，这些税种并肩上阵，让占据区位优势的业主出血更多，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不公平。

但是仔细计算就会发现，不管是过去的“折亩”，还是现在的多个税种与累进税率，都不能让不公平完全消除，因为优势群体缴完税之后，剩下的收益还是远远超过了劣势群体。看来要想得到绝对公平，除非不动产自身可以移动：哪里价格最高，补偿款最多，它们就向哪里迁徙。

遥想当年，柳宗元得知长安城房价大涨，立马在永州买下大量房产，然后赶着它们一路北上，到了长安再转手卖掉。他赚了，长安房价也平衡了，多好。可惜这是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