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收藏家，也不懂收藏，但明代家具，花梨紫檀，多少听人讲过几句。据说价格都不菲，正德年间一个盆架，不刻金也不镂银，就能卖到万元以上。这可以理解，古董嘛，历史价值大于实用价值，文化意义大于美学意义，卖的就是个稀罕，把我40G的硬盘拆下来，油布包好，埋入地下，五百年后再见天日，也能卖个好价钱。

现在硬盘越来越便宜啦，五百年之后，我那硬盘或许能炒到100万，但现在100块也没人要；明代家具则不然，它们不只今天贵，在明代也是硬通货。看过明代小说《金瓶梅》的朋友都知道，当年西门庆偷娶潘金莲，单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就花了16两银子，而一个通房丫头的市价是5两银子，一个上灶丫头的市价是6两银子，俩丫头加一块儿，还抵不上那张床。我还记得在哪本史料上见到过，宣德年间某亲王起造新居，支出宝钞9万贯，后来置买家具，20万贯也没打住——可见明朝人在家具上的开支还是蛮大的。家具开支之所以大，自然是因为家具贵。

咱们都知道，明代家具做工是出了名的精细。除此之外，商贩们税费负担太高，不得不在商品上加价，也是明代家具在明代就价格昂贵的原因之一。

以天启二年为例，一位在北京开铺营业的家具商，要向税课司缴纳门摊课，向五城兵马司缴纳官店钱。门摊课每月50文到130文不等，官店钱按比率征收，取商品总价的三十分之一。凭良心讲，税率不算高，每月百十文算啥嘛，至于官店钱三十抽一，比古代圣贤描绘的十税一、十五税一还要轻徭薄赋。

先别高兴，这才是两项营业税，还有流通税没提呢。天启年间的流通税有这么几项：车船料，由钞关征收；竹木抽分，由竹木抽分局征收；渔课，由河泊所征收；崇文门关税，由北京诸城门税关和天津河西务税关征收。如果某位家具商从外地购买木材，运到北京加工出售，那么他必须缴纳车船料、竹木抽分和崇文门关税。车船料有点儿像今天的过路费，按车辆大小和船只吨位收取，大型的收58文，小型的收29文；竹木抽分是货真价实的流通税，原则上每10根原木要抽出两根交给国家；崇文门关税是另一项流通税，一般先给商品估价，然后按3%收取。这些流通税的税率也不高，一大船原木经过钞关和竹木抽分局，最后送进京城，分别只需缴纳58文铜钱、几根原木和十几两银子而已。但是咱们忽略了一个问题：钞关不止一个，竹木抽分局也不止一个，而每过一个钞关或者竹木抽分局，都要缴一回车船料，抽走几根原木。从杭州到北京，走大运河的话，要过几十个钞关，上百个竹木抽分局（确切说是钞关和竹木抽分局的派出机构），这么不断地缴纳和抽取下去，运输成本怎能不高？家具售价怎能不贵？

我能想象得到，明代的工商税务人员总是安慰商户道：“别担心，我只拔你一根毛。”然后果然是每个人只拔一根，一路拔到底，那些商户就像刚出窝的麻雀，一片光秃秃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