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会议期间的另一条战线（1）

    12月4日到8日，在南非德班2011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期间，作为一个新能源界人士我没有去德班，而是到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正确生活方式奖（The Right livelihood award），不是因为德班不重要，而是觉得这个奖更加有意义，政府间的合作和政策的推动很重要，但是民众的力量也不容忽略。

（一）借雾说霾，给西方媒体上课

    不知是不是赶上德班气候大会的原因，前几天微博上热烈讨论着北京的“雾”和PM2.5数值，德班大会那边纷争也激烈，有媒体希望通过舆论造势给中国施压。我没去德班参加气候大会，当时我正在瑞典接受“正确生活方式奖”的颁奖，许多外媒问我怎么看北京持续的大雾，我就借雾说霾，给记者们上了一堂英语课。
 
    我说你们知道有一个单词叫“smog”吗？还真有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个词是在20世纪中期，国外环保主义者创造的，我是在二十几年前学英文偶然遇到的，因为这词和环境有关所以我就记住了。“smok+fog=smog”，smoke 是烟， fog雾，smog也就是中文里所说的“霾”，霾当中包括很多雾，但也有一些脏东西，只有脏东西形不成霾，只有雾也不是霾。至于北京的“雾”，我们不能否认里面有烟尘和尾气，但多少烟尘，多少雾气得经过监测之后才能知道（当然北京的汽车尾气加上冬季到来烧煤暖气的排放骤然增加所造成的污染，这是必须要治理的），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冬季出现大雾是自然现象，不能将“大雾”和“霾”混淆，这两天天气放晴了，一刮风雾都被刮跑了，这都是很正常的。

    smog是国外环保主义者关注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因工业发展和化石能源的使用而使“smog”很严重，他们的污染治理了几十年才有一些成果，而有些西方媒体觉得他们的“smog”治理的有点起色，所以就有资本拿北京的“雾”来向中国施压，他们需要明白的是：中国此类问题的解决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二）关于奖项
 
    实际上，中国不仅在城市建设与环境污染治理上已经展开系列行动，而且在节能减排上正在给世界作出榜样，正确生活方式奖颁给中国就是一个证明！
 
    自从获奖的消息在9月28日被公布起，我就接到来自各方媒体的采访，有国内也有国外的，各有各的特点。当时我还在丹麦与德国前外长费舍尔在格兰富举办的活动上同台演讲，接到很多外媒要求采访的电话，我也因此老被手机打断不得已出去接电话。国外媒体很器重这个奖项，且认为这个奖项与诺贝尔奖有着同样的意义和重要性，而国内媒体多对此并不知晓，甚至在此之前并未听过。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整个欧洲因为工业发展而到处乌烟瘴气，环境污染严重，又赶上能源危机，因此民众意见很大。1980年以Jakob von Uexkull为代表的一部分记者认为诺贝尔奖的范围过于狭窄，多是关于西方工业国家感兴趣的和平、文学、医学等奖项，而全球来看人类面对太多的挑战和威胁，因此建议应该有一项奖励用来表彰人类对于生态环境方面的贡献。但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被接受，于是自创“正确生活方式奖”，后来被称为“诺贝尔替代奖”，颁奖地点选在了瑞典斯德哥尔摩议会大厅（诺贝尔奖颁奖地点在政务大厅），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布前后，由瑞典议会颁发给“对本世纪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找到具体可行解决方法的人士”。
 

      “正确生活方式奖”的颁奖典礼有很强的仪式感，今年其他三位获奖者分别是美国安全分娩方法教育家、“助产士之母”Ina May Gaskin，乍得女维权人士Jacqueline Moudeina，保护农民权益的国际粮食组织“GRAIN”。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支持，我将自己的那份奖金留给了他们。

（三）对于媒体：我们不仅要做好，还要让世界了解中国！

    在我到瑞典之前，我的老朋友德国大使施明贤博士专门发邀请，请我去大使馆赴宴，这一顿饭两个多小时，气氛非常融洽。施明贤博士祝贺完后，话题接着转到中国的节能减排上，他问我中国这么大的建筑量，节能建筑怎么样？是不是有保温、节能门窗之类的措施？我就乐了，我说你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还不了解情况吗？中国政府已经把新建筑节能率从50%提升到65%，中国太阳谷已达到70%以上，而蔚来城更是达到88%。到新加坡、印度看看，甚至到日本、韩国都未必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有的西方媒体不仅不了解中国还对中国有很多误解，他们还在用很久之前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我告诉他们：1、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太阳热利用市场和产地，是最大的光伏和风能制造国；2、中国建筑节能新标准是65%，除不如中北欧外比美国日韩新等国要强多了，既是最大的建筑工地又是最大的节能建筑工场。
 
    我希望通过媒体能够把中国引领绿色能源革命的形象传播出去，也希望能够借媒体的力量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时尚的不一定是绿色环保的，而绿色环保的一定是引领时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