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和父亲一直不对脾气，我认为父亲对我太过严厉了。父亲在三十多岁时瘫痪在床，然后他就把年少的我当成家中的“男劳力”安排我干活了。我很小的时候就拉风箱、蒸馒头、垒鸡窝，去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劳动，父亲为了让我学农还刻意把我送到一位叔叔的阳谷老家干了一个月的农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学放暑假，父亲要我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一块二毛五分钱，一月30天让我干了29，夏日炎炎我的皮肤都被晒伤了，中间央求他让我休息一天他都不干，气得我背后里叫他“老财迷”。

　　父亲对我的管束也很见效，我非常认命，知道反抗父亲的意旨也不管用，所以干活一点儿也不惜力，安心地“干一行爱一行”，在建筑工地学得好本事，砌得墙都有专业水平了，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这在后面我创业中，即使当“三八”干部——八小时在单位上班搞科研，八小时搞自己的小工厂，八小时吃饭睡觉，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也不觉得辛苦。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反思自己成长的经历，才恍然大悟：父亲是大智慧，他用自己特有的父爱培育了我，用这种磨难为我上了人生第一课，给我的创业打下了特定的基础。

　　但我一直没敢当面问他，怕父亲真是我儿时认为的“老财迷”，我宁可认为父亲是“降大任于我，必先苦我心志，劳我筋骨，饿我体肤，空乏我身……”。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我陪同记者老师一起和父亲聊天，那记者老师就带着我的疑问问父亲：小时候您那么锻炼黄鸣，是不是预测他将来有所作为？尤其是那时候那么小让他去建筑工地做小工？
　　父亲呵呵一乐：当时我的想法是，人家的孩子都出去做临时工挣钱去了，我家大鸣如果不去挣钱，他呆在家里干什么？我怕人家笑话我惯孩子！我有病，他叔叔也有残疾，家里还有小孩子，都需要我们寄钱给他们解难。大鸣摊上我们这样的家庭，他更应该比人家多干活。

　　父亲的回答解了我多年的疑惑，让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父亲让我去做工，并不是为我将来有多大的出息而打什么基础，父亲也没有预测我未来命运的“大智慧”，他只是要求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要我做大家都做的事情，要我吃大家都能吃的苦，并且因为摊上家庭的变故，他认为我更应该多付出努力来改变现状。
　　并且父亲从来也没有对我抱过任何超过实际能力的厚望，在文革时父亲只希望我能做个工人，我大学毕业后他只希望我做一个“合格的工程师”。我想，如果父亲真要是说出了“为了苦我心智”而锻炼我的话，那确实是违背他一贯的严谨和诚实而是配合着媒体做秀了。父亲的回答出乎我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平常心，这种在无奈中求突破的苦难教育，才无心插柳柳成荫，真正培养了我。也或许正是父亲身体上遭受了如此劫难，才赋予他无奈用苦难教育孩子成长的智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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