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父母家，我看到我外甥中学时的历史课本，随手翻了翻，一看就被吸引住了，书本挺厚，一时看不完，我就拿回来看。因为我们上学时经常停课闹革命，很少有系统的历史书可读，看看现在孩子们的书正好补我那时的欠缺。这本历史书是我在北京到德州的火车上看完的，从北京到德州的火车差不多四个半小时，候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上了车继续聚精会神地看，快到下车时，忽然听到旁边有个人问我：“先生，您要参加成人高考？”原来，他看我这么大年龄还在看这种学校的书，肯定是为了参加某种考试才这么用心的，他的问话真令人哭笑不得。

　　为什么一看历史课本就认为是参加成人高考？如果不参加考试就不可以学习课本了吗？学习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已将“学习”的最初本意完全扭曲，由此我体会到了现在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是如何被泯灭的了。

　　当过父母的大多有这样的经历，孩子小的时候发烧感冒喂他们药片，因为药苦很难喂进去，通常把药捻成药粉，配上孩子平时爱喝的糖水一起喂。但这种方法不会有长效，孩子喝了一次两次感觉出药的苦来之后，就会拒绝再喝自己喜欢的“糖水”了。学生们是对学习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但现在伴随着学生们求知过程的，是家长的“考名牌大学”、“争班级年级第一”、“光宗耀祖”的高期望；是老师无休无止的考试、排名、评论、给学生思想上定人生，这一系列的外加压力，使学生们本该单纯强烈的求知过程加上了耻辱、紧张、劳累、恐惧、急躁等等情绪，甚至现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已经开始被父母们赋予“未来使命”了，开始进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进行“综合素质”的提高了，这种强加强压式的填鸭教育给学生们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已让他们“反胃”，一旦脱离开被称为“学校”的“填鸭组织机构”，便再也不想与书结缘。

　　中国式教育对中小学生们过多的知识教育压力，过早过多地透支了学生的求知欲，使很多学生在步入社会以后，反而更少了向深层次学习的后发之力。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学生，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那一代没有像现在的学生们这样饱受教育灌输之“福气”，处于一种知识饥饿状态，这让我们在成年后重新获得学习机会时，骤然爆发出整个社会如饥似渴的学习高潮，这一代学生在国家变革中担起了重要的力量，这种特定历史、特定情况下造成的特定现象或许给现在的教育者以启发。

　　我曾经听过一堂“天书课”，那堂“天书课”使我极大地尝到了终身学习的甜头。那是进大学的第一堂课，是方华灿教授上的，他是研究海洋石油机械的专家，后来成为我们的校长。记得他一堂课全部用的是英文，我懵懵的什么也不懂，感觉自己像个傻瓜，强大的求知欲被知识的魅力所唤醒，那种摆脱自己无知的欲望使我开始拼命地学英语。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要听懂方教授的讲课。我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就像饥饿的人见到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真是“饿补”啊（“饿补”比“恶补”更形象真实）！方形的单词本边角我都磨成了圆角，到了单位，我一直“霸占”着某个时间段的电视，因为那个时间段是英语讲座的时间。我甚至打饭时也在默背英语单词，搞得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学英语似的，学英语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么多年的英语功底，不但使学语言先天条件不足的我，能用英语与人无障碍地沟通交流，更是学会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新的逻辑思维。英语对我而言，绝不仅仅是一个“交流工具”所能概括的，而是一个窗口，给我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让我受益终生。

　　现代家长们的良苦教育用心之所以适得其反，成了孩子们求知欲的杀手，原因就是家长和老师们陷入了一个误区：没有从激发孩子们的求知欲望出发，没有培养孩子“终身学习力”的技能而是过多地寄托希望于应试教育这一“独木桥”上。后来我一直在想，无论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所做的最直接的工作，就是把反胃药撤掉，把那些家长押在孩子们身上的“理想”、学校、老师们积在学生们身上的荣誉等等“重山”从孩子们身上移开，让孩子们回到一种自然的求知状态。再配上好的教育方法，提高教师的水平（听高水平老师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使孩子们保持“知识的饥饿状态”，使他们想吃，主动地找食吃，要让孩子们的求知欲发挥到无限大，那样孩子们绝对不会再是让家长们老师们逼着学习，绝对不会再有“60分万岁”的学习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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