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明伦的父母亲都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是1949年建国以后怀着年轻人盼望祖国强大的满腔热诚回国参加建设的。在东城区的一所中学里，他的母亲徐莉莉当音乐老师，父亲教英语。可能是椰影婆娑的南国熏风热浪熏陶的缘故，貌不惊人的徐老师言谈举止之间总是流露出一番别样的风情。徐老师平时喜欢抹一点淡妆洒一点香水，穿那种东南亚风格的裹身长衣摆花衬衫。弹性尼龙的衣服质地将她丰满的体态显露无遗，那种装束在低调朴素的中学老师中有种鹤立鸡群的别致。她的语音和举止也总是让天性里泯灭不掉的爱红妆不爱武装的女学生们联想到遥远而神秘的东南亚。在文革的疾风骤雨到来之际，这种别致受到了空前的孤立和抨击，不间歇的被批判和自我批判终于摧垮了她柔弱的神经，使她患上了抑郁症。她的病不是狂躁型的，乍一见面的人看不出她的病情。她仍会对人和蔼地微笑，她依旧可以上上课、照料照料儿子和丈夫的起居。但她的神情常常是恍惚的，走路时像丢失了什么东西似的环环顾顾、慢慢悠悠。她常会为明伦没犯过的错误而生很大的气、长时间地责备他；她会在深更半夜里突然爬起来反复地检查窗子的插销或是锁好了的门锁，打开来又插上，好像是怕什么人会突然间闯进来；她甚至凑到少年的明伦床前唱一首哄小宝贝睡觉的印尼语催眠曲，只当长大了的儿子还是襁褓之中的婴孩儿。。。深爱着母亲的父亲只有劝说儿子事事迁就她。有一位这样的母亲，薛明伦是无论如何也粗旷不起来的。他的慢性子常常惹恼了崔国庆，急性子的段晓芸对他也有些看不惯。但他熟练优美的拉小提琴的特长很快就受到大家的喜爱，包括粗枝大叶的白干儿和崔杠——知青点的室友们渐渐地把崔杠头的“头”字省略掉了。这会儿，城市离他们太遥远、山村里的生活也太单调，所以小提琴的旋律成了唯一可以提供娱乐的工具、成了一个唤醒他们对于自己还是城市人的记忆的枢纽。

罗小勇口琴吹得不错，他可以吹出和音。在农闲的冬天他们经常聚在外间屋烧的暖烘烘的热炕上，凑一个兴趣盎然的小音乐会。

知青们一张张晒得和农人一样赤红黢黑的脸膛虔诚地仰望着他们的演奏家，煤油灯摇曳的光把他们的剪影拉得很长很长投射到墙壁上。拉小提琴的明伦瘦骨嶙峋的胳臂比弓弦粗不了多少；吹口琴的小勇盘着腿缩成一团叼着他的口琴摇头又晃脑。《打虎上山》、《新疆之春》、《运动员进行曲》每个人都点出那个年代时髦的、自己喜欢的曲目叫明伦拉，小勇就给明伦即兴伴奏。

当他俩演奏阿尔巴尼亚电影插曲《游击队员之歌》的时候，其余的五个人就扯着嗓子开始了合唱:

“赶快上山去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

“赶快上山去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

“赶快上山去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参加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我们祖国就要获得自由解放——！”

他们大声地把这首歌重复唱了好多遍，一遍比一遍兴高采烈一遍比一遍斗志昂扬。一直唱到窗子外面挤满了赤红着两腮、直眉瞪眼、个个冻出了两筒鼻涕的看热闹的小孩儿——山里的孩子们从来没见过这种阵仗。厚道的张立芳打开门，招呼孩子们进来：“喜欢听就进屋来听吧，外面站着多冷啊，别冻着了。”孩子们叽叽喳喳你推我搡地涌了进来，把小屋挤得满满当当的。有胆子大点的扒在炕沿上问明伦：“叔，你拿的那是啥玩意啊？出的声儿可好听哩！”“傻小子，这是外国乐器，叫小提琴。”崔杠抢着回答，摆出一幅特明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