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昆曲的文人化品格

引言：

昆曲，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且在当时入选的十九个项目中名列榜首，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中华民族这一高雅的表演艺术样式。在中国众多的戏曲中，正因为它具有了独特的艺术价值，才能够一枝独秀，正因为昆曲的艺术品位高，才最能代表我们民族戏曲艺术的精髓，最能代表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性。

昆曲在曲文上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曲牌也有许多与宋词元曲相同，许多昆曲剧本，如《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昆曲的唱腔、念白、表演都透露出一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是非常适合文人欣赏的高雅艺术。文人的文化修养，为昆曲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品位，本文着重探悉昆曲的文人化品格。文人在昆曲发展过程中的参与创作、雅集盛会持续不断，所以笔者认为文人在对昆曲的催生、影响和推动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一、文人境遇对昆曲的催生

文人与戏曲的亲密接触从元杂剧开始。文人对戏曲的偏爱早在元末就已风行，这种风气一直持续下来，至明代尤盛，昆山腔的出现其实也和元末的顾阿瑛等一批文人、士大夫嗜词尚曲有很大关系，顾坚当时就是顾阿瑛的座上宾之一。明代由汉人掌握政治大权，这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汉人统治时期最后的权利依恋，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体现出的欲罢不能产生了社会生活中貌似平和的景象，旧都南京呈现出一派歌舞升平的迷人假象，可谓昆曲最为鼎盛的时代，昆曲作为百戏之祖的地位正式确立也正是从那时逐渐有了初步的端倪。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提到：“（昆腔）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嘉靖年间，明代剧坛便全面形成了以昆腔为主的局面。

文人化氛围为昆曲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明代的封建文化已经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各项制度和律令更趋规范。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明代文人在思想上更加渴望自由，可是官运无常，内心又不甘于碌碌无为，而且平时也不敢针砭时弊，以免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他们开始转而热衷于戏曲、诗画，在此中寄托情思寻得安全感。明代仍然推行儒家思想，提倡程朱理学，市民阶层有了广泛的崇尚文人的氛围。在封建社会的制度下，科举考试也在不断进行发展变迁，自明初至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将四书五经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迫使文人将首要的精力都投放到大量的阅读和背诵当中，更强化了对文人思想上的禁锢，这是政治强权下对文人的直接影响。还有残酷的政治高压，不断对文人进行洗脑般的思想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封建时代文人最直观的理解就是，他们过着“隐匿”的传统生活，在书斋里阅读写作，偶尔出门饮酒唱和，他们内心反叛又渴望招安，文人饱读诗书之余又喜欢附庸风雅，正是广大文人的存在使昆曲有了良好的滋生土壤。

二、文人审美对昆曲的影响

文人审美在昆曲文学性上的体现，即剧本的文学化与诗意化。《长生殿》取白居易《长恨歌》中的“ 七月七日长生殿”诗句作为剧本题目，可见文学作品对戏曲的影响，通观《长生殿》剧本，文字细腻、华美、婉约、惆怅，仿佛一首抒情长诗，这些唱词很好地把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特征结合起来，有场景、有叙述、有抒情，充满了诗意。昆曲融诗文于一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曲是从诗词一路继承演化而来的，把曲与诗词相提并论，这是从剧本的角度来推断的，这种认识从元朝开始，在明代的曲论家那里仍旧延续了这一观点。昆曲的文学性在剧本上得到了重要的体现，昆曲剧本采用宋、元时代的杂剧传奇的结构方式，每出戏通常有24折，每折戏又自成单元，都有一个贯穿在总情节上又相对完整的小段情节，能分能合，并不破坏其情节上的连贯性，因而许多单折戏可以独立演出。在文学语言上，它继承了古代诗词及元曲的优点和长处，采用长短句的文体，文辞华丽典雅，音韵俱佳。由于昆曲文词非常典雅，为了让观众更易进入戏中，体会其深意，所以在唱段中经常伴以舞蹈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以此为唱词的补充，在丰富表演的同时又大大增加了表演的难度，使昆曲的文学性有了对观众更直观的解释。明万历至清嘉庆年间（1570年—1800年）是昆曲声名最辉煌、成就最显著的阶段，汤显祖的《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紫钗记》以及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一时风靡天下，昆剧达到了鼎盛时期。明世宗嘉靖末年，传奇在江苏昆山魏良辅翻造新调以后，大多以昆曲来演唱，成功的将情感与文学的美揉合在一起，达到至情、至美的境界，成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艺术。这些由文人做为奠基的文学作品，在后世的昆曲发展过程中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清朝中叶，文人墨客们编排了许多文学价值极高的案头剧本，使文学与戏曲的关系更为紧密，得到了文人观众的推崇。有记载说，昆曲被列入雅部，成为士大夫的宠儿。南京是当时戏曲创作的中心之一，一些戏曲作家聚居南京，从事戏曲创作，如汤显祖、沈璟、徐霖、顾大典、臧晋叔、潘之恒、郑之文、黄方胤、纪振伦、范文若等在万历时期都曾到过南京，在这里从事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活动。戏曲演出活动也十分兴盛。当时南京城内戏班云集，成为全国昆曲的中心。

文人审美在昆曲舞台性上的体现，即书生化与儒雅化。昆曲的节奏异常舒缓，拍子往往延长数拍，甚至十几拍，加上发声独特，常人难以听清楚所唱的戏文。只有文人以特有的禀赋先行熟记戏文，对戏文里的唱词能够一一知晓，听戏的时候才能细细品位，体会其中的妙处，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的书生文人才能真正深入欣赏。在昆山腔以前，中国戏曲分南北曲两派，南北曲在用调乐器等方面都是不同的，管弦不能相连。魏良辅出把南北方的乐器管弦连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腔调，即所谓“昆山腔”，这是中国音乐上的一欢大革命，和弋阳腔想比较，昆腔更为细腻儒雅，更适合于贵家大姓的“堂戏”演出，在艺术上也逐渐走向文人化，精英化的趋向，走向了典雅化的阳春白雪之路。以笛、笙、箫、琵琶为伴奏乐器的昆曲表演，充满了书生气，文人喜爱且擅长的笛、箫等乐器营造出一片优雅的氛围，昆曲的演唱以昆山的吴地方言为载体，行腔优美，以缠绵婉转、柔曼悠远见长。

昆曲是一种高品位的富有雅趣的戏曲，在中国民族戏曲中具有代表性的高雅艺术。除了剧本语言典雅、文辞华美、结构严密，注重格律和填词外，还非常讲究舞台艺术与剧本的结合。王骥德在《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上》第一次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戏曲定义，以曲、白、歌舞相结合的登场表演为中心，以戏曲剧本为基础。这就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戏曲，也强调了剧本作为戏曲基础的重要地位。舞台性和文学性这两个是戏曲最为本质的特征，在缺少录像、录音等现代设备的封建社会，舞台性更多的是靠言传身教，靠民间的一些画谱记载，因此舞台性的传承存在着一部分失真、走样的可能，而文学性则不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三、文人观赏对昆曲的推动

文人对昆曲的成熟完善功不可没。明代中叶，文人对昆曲越发热衷，迫切需要一些新的剧本内容来丰富，昆曲创作队伍因此有所扩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魏良辅是作曲家，在他改革昆山腔后，出现许多文人为昆山腔写剧本，梁辰鱼是第一个，他为改革后的昆山腔创作了一部《浣纱记》，使昆曲进一步走上典雅化的道路，成为凌驾一切声腔之上的腔种。《浣纱记》在民间长期盛演不衰，全剧共四十五出，描写勾践灭吴的故事，表现了文人的生活理想，深得人文观众的心声，剧作家梁辰鱼的创作为昆曲奠定了牢固的文学基础，昆腔之有《浣纱记》，就如南戏之有《琵琶记》，是划时代的作品。雷琳（清代）《渔矶漫钞》中说：“昆山有魏良辅者，始造新律为昆腔，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盛行于时。”余怀在《寄畅园闻歌记》写道：其间魏良辅曾“足迹不下楼者十年”，此“十年”为虚，并非实数，元代高明在《琵琶记》中说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即描述了文人的苦读精神，“十年”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被文人所称道，以此对文人进行自我激励，在漫长的时间中形成精神上的寄托，魏良辅的“十年”，也正是多少文人苦读的“十年”，正是这一个个可贵的“十年”，将昆曲这一传统戏曲得以代代传承。

文人聚集与历史文脉对昆曲兴盛的促进作用。在明代，昆山出了毛澄、朱希同、顾鼎臣、沈坤等状元，可谓文风鼎盛。由于社会相对比较安定，战乱带来的动荡很快得到平复，昆山拥有一片适合文人生长的土壤，文人群体一直非常庞大，昆曲的孕育正是得益于这片江南地域独有的人文脉络。作为发源地的昆山是如此，那么其他地方呢？在昆曲的发详地苏州，官府还曾有公文告示，凡不是唱昆曲的戏班，都必须远离城池三十里，一律不准进入浒墅关演戏。我们再把目光移到南京，晚明时期的南京是文人聚集之地，陪都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众多附庸风雅的官吏和商人，加上来贡院参加科考的各地才子，这些人构成了明朝当时的文人群体，他们成为昆曲的观众和亲身参与者，以昆曲作为抒发情感和寄托抱负的情结。那个时候的盛况，我们在孔尚任的《桃花扇》中也可以得到答案，从中看出些概貌。从明清的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随笔日记中，可以看到他们每天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唱昆曲，看昆剧。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明代的万历年间到清代中叶，昆曲活动实质上也就成了那一时代的主体文化活动，属于主流的文人日常交流活动的形式之一。昆曲是文人的寄情之戏，台上幽兰吟唱，台下斯文作诗。昆曲的兴盛离不开文人群体，他们的审美情趣、生活态度、理想追求为昆曲注入了独有的文化品位，知识人子内心深处的高贵、气节、固执、抱负也能在昆曲的演唱中找到影子。

文人的引荐使昆曲成为“官腔”。至明万历年初，昆曲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展到江、浙各地，开始成为压倒其他南戏声腔的剧种。随之由士大夫带入北京，成为宫中大戏，当时称为“官腔”，从此奠定了剧坛盟主的地位。昆曲能够进入北京，我们又不得不提高士大夫的功劳，作为文人在情感上的亲和，这一文学性较强的戏曲得以引起文人的共鸣，正是由于文人在宫中的引荐和推介，昆曲才在宫中迅速风靡，有了“官腔”的雅号，这是封建社会中对戏曲最高的评价和认可。

结语

在昆曲的发展过程中，文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文人化品格在昆曲中的体现，也使昆曲有别于其他的传统戏曲，具有了更高的文学含量和文化高度。

昆曲的文人化品格和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有一定的关联，现代的教育制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观众，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本知识，只要有兴趣去了解昆曲、接近昆曲，是完全可以欣赏昆曲之美的。当然由于昆曲的阳春白雪，使得了解昆曲不是一件朝夕之事，作为欣赏昆曲的前提，要先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提升文化层次和审美水准。我们在昆曲范畴内所提倡的雅俗共赏，是要引导提高观众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水平，不一定是对昆曲本身的通俗化和庸俗化。

昆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当代的文人在欣赏和吸收的同时，会面临很多的新问题，只有保持积极的态度，吸取营养，才能感知到艺术的真谛。我们知道，昆曲本身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对艺术的追求必须是真诚的，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谨慎是必须的。昆曲所承载的历史重量是难以用数字用经济符号来量化的，昆曲是有精神和灵魂的，昆曲的无穷魅力，来源于她的高雅和唯美，对于昆曲的保护和传承体现在每一个细微的地方，她的意义和价值还会有更高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