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桐原来的名字叫“二桶”。他姐姐的名字叫“大水”。他爹妈顺著“水”字叫下来，他就成了“二桶”。“二桶”爹妈是黑彝，黑彝是山里人，山里人见什么就叫孩子什么，没城里人那么多讲究。不都是活吗？取个贱一点的名字，好活。“二桶”顺顺当当地活到了二十岁。当了村里的小学教师。有了点文化，“二桶”就自己把名字改得文雅了，就成了二桐。

成了“二桐”后，他又顺顺当当地教了八年书。八年里，二桐每年都有十来个学生，都是黑彝的孩子。六年级的走了，一年级的又进来。村里人给搭的一间教室，趴在坡子上。孩子们进进出出，从来没宽厂过，也没太挤过。倒是坡子上那棵挂钟的旱柳树，八年里蓬勃了许多。夏天一到，无数个尖尖的柳叶象许许多多咋得嘎叭响的小绿舌头，贪婪地舔著小风，舔著露水，舔著永远过不到头的日子。

这不才说日子过不到头吗？就有孩子问二桐：要是日子过到头了会怎么样。二桐说，日子过到头了，还和现在一样：小孩子上学，放羊，大人种田，吃饭。又有孩子说，这叫啥过到头？还没有到头哩。二桐说，那你们说什么是过到头呀。小孩子说，日子过到头就是过年。大人啃猪头，小孩子穿新衣服。二桐说，难怪你们想把日子过到头哩，你们想天天过年。小孩子们都笑了，一窝蜂跑出教室，课间休息了。

小孩子们才出去没一会儿，有两个男孩儿就一头又冲了回来。回来了也不说话，光是涨红了脸笑，紧接著小孩子们都跑回来了，或是涨红了脸笑，或是往二桐身后躲。二桐问：怎么啦，日子过到头啦？一个个慌里慌张的。有几个胆大的小孩子指著门外说：来人了，来人了。二桐头一抬，看见矮矮的门口站著十来个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二桐一惊，赶忙摸过头帕戴上，又一把拉了一下身边一个男孩短了半截的衣襟，想把他黑黑的小肚皮遮上。这是二桐和他的学生们生平第一次看见真洋人。

洋人们也看著他们笑。有一个洋女孩儿来和二桐握手，蓝眼睛象两朵蓝牵牛花，盛著笑盈盈的露水。二桐不知所措。洋女孩儿就笑得大发了，两朵“蓝牵牛花”弯成两个细细的蓝月牙儿，“蓝月牙儿”会说话，象风铃，别人听不懂，只有风懂。二桐觉得自己成了风，满衣襟涨得鼓鼓的，“风铃”声就真响了。洋女孩儿对他说起普通话。她问二桐，能不能在小学的厕所里方便一下。二桐说，学校没有厕所，学生们都是在草柯子里撒尿。二桐房间后面到是有个茅坑，二桐并不喜欢，他只在茅坑里拉屎，撒尿也都是在草柯子里。洋女孩儿把二桐的话一翻译，洋人们就笑。也不再提上厕所的事了，都挤进矮小的教室看二桐上课。二桐安排一年级的写字，二年级的读书，三年级的写黑板报，四年级，五年级的考试，六年级的陪洋人聊天。小小的教室里一下子挤得热火朝天。

洋人都是些美国的大学生，到香格里拉去玩，路过这山坡下的公路，就这么碰巧上来了。来了就是客人，二桐叫小孩子们不做作业了，表演节目给洋大学生看。孩子们先是扭扭捏捏，后来就高一声低一声唱了一首小燕子歌。洋大学生们叽咕了一下，也唱了一个“老麦当劳有个农场”。唱了一边，又指挥小孩们学著农场里的马叫，牛叫，猪叫。小孩子们高兴极了。二桐也高兴。

玩了一会儿，洋大学生要走了。那个会说中文的漂亮洋女孩儿跟洋大学生们又叽咕了几句，洋大学生们就往外掏钱，丢在她的草帽里。漂亮洋女孩儿把钱数了，有一百多美元，合著是一千多人民币。洋女孩儿笑眯眯地把钱交给二桐，说：这是我们捐给孩子们上学的，收下吧。二桐接过钱的时候手直发抖。他说：这么多。我们三年的教育经费才能得这么多呀！洋女孩儿流眼泪了。她把二桐的话翻译给洋大学生们听，他们也哭了。於是小孩子们也哭了，叫著：你们从香格里拉回来的时候，一定还要在我们这里停一下。二桐也说：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停一下。

洋大学生回来的那天，二桐和孩子们都穿上过年的衣服，从一早就在坡上等著。村里人也都戴上新头帕，穿上节日的衣服在村里等著。从早上等到傍晚，洋大学生们真的回来了。村里人点起篝火，洋大学生们牵著小孩子们的手唱呀跳呀，喝村里人敬的米酒。
半年以后，二桐给那个会说中文的洋女孩儿写了一封信。他说：从你们走以后，我感觉孩子们变了。他们有了许多新梦，除了等著过年，他们还等著你们再来，等著长大了去看你们。我用你们给的钱给每个孩子买了铅笔和本子，还给他们买了新衣服。孩子们天天看著这些礼物，就高兴得象过年一样。我感谢你们，让我的孩子们天天都过年。

几个月后，二桐收到了一箱漂亮的洋图画书。还有那个漂亮洋女孩儿的回信。信里说：我们也感谢你们，你和你的孩子们让我们懂得了原来象铅笔和本子这样小小的东西，也可以是那么巨大的快乐。我们可以得到有许多铅笔和本子，却没有感到过你的孩子们的那种过年般的快乐。我们羡慕你们。

看了信， 二桐突然懂了为什么取个贱名字，好活。

（原载《散文》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