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闻出版总署在记者节前发出的那条通知是空头支票呢？为什么说舆论监督难以进行呢？为什么说政府部门在某些情况下总是对记者“无可奉告”呢？举一个我亲身亲历的事情就能说明。

    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法院（现在改为江陵区了吧）修办公大楼，一民营建筑企业垫资施工。楼建好后，法院却将7位数的建楼款久拖不还。《中国青年报》报道此事后，我据此以山澜之名写了一篇言论叫《新编借荆州》，从当年刘备借荆州不还谈起。文章见报后，江陵县法院火冒三丈，给报社发出几封公函，扬言要打官司。以下是法院的来函（不过，此事已经过去七八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