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醒来，感觉眩晕。

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我是一个不爱生病的人，哪怕是感冒——记得上一次感冒还是在北京非典期间发生的。

这一天是11月14日，我到湖南采访的第4天。

早上张仲兴来到宾馆，准备一道去吃早饭，但我没有食欲——头稍一摇动，就是一阵眩晕。张仲兴是湖南省工局新闻宣传科科长，他很热情地地说“还是吃点东西吧，或许吃后会好些”，但我的确吃不下，他只得一人下楼早餐去了。

按计划，这天上午是去省工商局采访省局局长张汉良，但我头昏眼花的，能去吗？但计划好的事也不能轻易更改。所以，当张科长吃完饭上楼来时，我仍然打起精神跟他出门了。

此次采访的大题目叫“发挥工商职能，构建和谐社会”，张局长很重视，特地安排出时间。上个月我到宁夏采访时，自治区工商局局长李淑芬女士也挺重视，也专门与我聊过。与张局长见面后，他从工商部门可能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四大因素讲起，并谈到湖南工商部门克服这些因素的做法与经验，及今后的打算。这一谈就是一个半小时。

我一直头晕，但表面上或许看不出来，我打起精神听张局长的讲话，并适时提点问题或应和。末了，我拿出我写的《我告赢了工商银行》一书，准备送给张局长。因为我想，这本书实际上反映了反垄断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题，这与工商工作关系紧密，张局长日理万机，闲时看一下也不是坏事。

我拿起笔，想写“请张局长斧正”几个字。但当我把书递给过去后，却听他说“你可能要改一个字才行。”我接过他递来的书，一看，坏了，我把“张”字写成“周”了。

明明是张局长，怎么写成周了呢。这之前我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也见过几位工商局局长，可他们都不姓周啊。对了，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总局新上任的周伯华局长倒是来报社视察过，并与我握过手，难道我在签名时想到周局长了？

不不不，不可能。我有些尴尬，但很快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说：“对不起，见到张局长一激动就写错了。”实际上我并不激动，估计还是头晕闹的。

中午回到宾馆，仍然头晕，茶饭不思，躺上床睡觉了——要知道20多年来，我从未睡过午觉。

下午新闻科的于剑新科长又来了，她准备陪我去参加长沙市局的一个企业恳谈会。见我不舒服，她提议先休息一阵再说。我强打精神说不用了，于是晕头晕脑地又出门了。这一次，还多了一个毛病——肚子开始响了。

一到长沙市局，我先上了一趟洗手间，然后开了半个多小时的会。接下来要去一个工商所采访。途中我忍不住了，跑到药店去买了治头晕的药。

到工商所之后，我一边喝着工商所食堂刚煮好的姜丝汤，一边开始了采访，这一幕或许看起来怪怪的。

采访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于小姐提出去长沙著名的老字号餐馆火宫殿吃晚饭——上午采访时，张局长已经有过这一提议。此时，我虽然整天粒米未进，去仍然不觉得饿。几番推辞不过，只得说“去喝碗粥吧”。

火宫殿是张局长曾经联系过的一家企业，“火宫殿”后来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在这里，头晕的我对毛氏红烧肉倍感油腻（身体好时或许能吃两块）难以下咽，对其他美味也只能学着林黛玉的样子沾沾嘴而已，不过稀饭倒真的喝了三四小碗。

回宾馆的路上，我感觉肚子仍然不争气，也顾不得有女士在场，再一次向司机提出停车，要去买点黄连素。原本以为这点病能扛过去的，没想到一天未见好转，再不吃药，第二天的工作又该受影响了。主人很热情，抢着付了药款。

晚上，我把买来的三四种药一古脑儿地喝了下去，结束了这天的尴尬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