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3年2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125）

电报背后的科学技术和政治

□　江晓原　　■　刘　兵

　　□　对于电报这件事情，我以前一直没有太留意过。在我原有的印象中，它似乎是传统科学技术史的一项经典内容。现在看来，这个印象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将电报和汽车这两项发明作比较的话，我认为电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大——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它似乎远没有汽车那么引人注目。

　　电报在西方被发明出来，中国的电报业是从西方引入的，而且引入的时间正值中国清朝末年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风雨飘摇之际，这就使得电报在中国的出现，有了远比它在西方开始被应用时更为复杂的背景、过程和影响。在《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局面和故事。例如，清朝一面和列强处在斗争甚至战争状态中，一面却不得不从列强那里引进电报技术来为自己的军政指挥系统服务，而且各级电报局中普遍雇佣“洋员”——来自西方各国的电报技师。如果从今天的“保密”角度来看，这样的局面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　要讲电报和汽车谁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大，那还要取决于这影响产生的具体语境了。比如在今天，随着电报的衰落，近似的类比，恐怕就应该是手机了，如果比较手机与汽车在当下哪一个对人类生活影响更大，可能也还难以简单定论。不过，回到清末民初的时代，讨论电报的影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一书，从选题角度来看，一是典型地属于科学技术史的领域，二是有着很强的科学社会史的风格。作者非常严肃地搜集了各种相关的重要史，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了这一西方的发明被引入中国，并随即产生的重大社会政治影响。也恰恰因为是在刚刚引入的时期，你所说的雇员与保密问题，恐怕确实是很难协调的，如果非要马上采用这项“新技术”，这样做法看来也是不得已的事。

　　□　你说此书“科学社会史的风格”，我很有同感。事实上，关于清末民初的电报史事，之前也已经有人论述过，但史斌此书和之前的论述有两大不同：

　　第一，之前的论述多为史事梳理，未能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所以作者通常都回避关于电报的各种技术细节，而史斌则发挥了受过科学技术史系统专业训练的优势，对当时的电报技术作了详细而深入的考察。第二，也是此书最大的特色，是作者利用了尚未公开的《盛宣怀档案》，而“盛档”是之前的论述者都未能有条件使用的。清末民初的电报事业，与盛宣怀有着不可分割非密切关系（如果使用文学语言，说盛宣怀是“中国电报之父”也不为过），所以此书科学社会史的风格实与使用“盛档”有极大关系。这还要特别感谢负责“盛档”整理工作的熊月之教授，他惠然允许本书作者使用尚在内部整理中的“盛档”。

至于哪一项发明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更大，则各人的评判标准可以不同。我主要是着眼于电报所带来的现代通讯，这种手段一旦被使用到现代媒体上，使人们可以瞬间得知远方的“新闻”，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就变得极其巨大了——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电报的发明催生了现代媒体。今天媒体当然可以借助互联网而获得远方的“新闻”，但在这件事上互联网只是电报的升级版而已。

    　■　我相对来说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还是将当时的电报与今天的手机相比较，尤其是在社会影响方面。此书第五章“集权与生存：电报国有与清末政府危机应对”中，关于那些清政府将电报事业收归国有，政府内部的电报信息保密制度，以及在面对反清运动中，借助电报实施镇压行动和采取电报信息封锁等应急措施，这些故事几乎都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在今天手机（更不用说与网络的联合）的应用中，所出现的那些问题，在电报这一当时的“先进”通讯工具被引进时，就以非常相似的形式出现了。从这样的实例出发，来研究新的技术手段与社会应用的互动，以及技术、权力和控制等当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此书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来自历史的重要案例。

　　□　你的这个想法非常有价值，将电报初入中国时的情形，与今天手机/互联网在中国的情形类比，唯一的差别，只是今天中国比当时更安定，更强大，这也许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但也必须看到，我们要应对的对手，也比晚清时的更强大了。那时世界上并没有今天美国那样一家独大的超级霸权。何况在互联网方面，今天美国的一家独大情形，远比当年英国的霸权更厉害。

　　这么说来，研究当年电报引入中国的史事，居然能够对当下和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安全问题提供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借鉴？若当真如此，这将是“以史为鉴”的一个鲜活案例，也将是本书的一个重大现实意义——也许连作者本人在写作此书时，也未必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但即使如此，作者也可以在后续研究中有意识地关注这一点。

   　 ■　将当时的电报与今天的手机/互联网相比，也可以有不同比法。你着重于就这一新技术拥有的竞争对手相比，如果着眼于新技术本身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特点，其实我们也还可以考虑这些新型通讯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和观念带来的影响。

    　例如，你前面曾提到，这种现代通讯的手段一旦被使用到现代媒体上，使人们可以瞬间得知远方的“新闻”，以及今天媒体借助互联网也可以获得远方的“新闻”，但却只是电报的升级版而已。这会让我们想到，这些新技术的引入，对于我们的“新闻观”的影响。波兹曼在《娱乐致死》中就曾质疑，那些远方的新闻对我们真有那么大的价值吗？我们反而会因此对身边本来更重要的事视而不见。

    　电报这样的新技术，其影响本是多方面的，与今天其他类似新技术相比，许多问题也本不是当下才有的，只不过我们未必意识到而已。这恰恰提示我们，在对技术史研究中，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相应地也就会有更多的获益。

　　《电报通信与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局》，史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8月第1版，定价：3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