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0年12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99）

再来一个和身体有关的罗生门——读《怀孕文化史》

□　江晓原　　■　刘　兵

　　□　记得一年前我们在这个专栏中谈过栗山茂久的著作《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其中将中西方对于“身体”的理解和描述比喻为一个“罗生门”故事，告诉我们在不同文化中对于人类身体的认识、想象和描述都是大不相同的。这就解构了我们以前认为关于身体的故事只有“现代医学”唯一版本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在科学主义话语体系中培育起来的。

　　怀孕作为人类身体所发生的一种现象，当然也和“身体的故事”密切相关。所以当我拿到这本《怀孕文化史》时，我就期望它会给出一个和《身体的语言》所给出的类似的解构。阅读此书后得到的感觉是，我这个期望似乎是会实现的。

   　 ■　这倒勾起了我的好奇心，让我很急切地想知道你的感受。在以往的对谈中，以及在对谈之外我们的交流中，你一直对女性主义抱有某种成见，而这本书虽然并非激进的女性主义之作，却还是很有些女性主义味道的，所以这就更加剧了我的好奇心。

　　也许我可以先插入谈些此书的定位和特色吧。问题是：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历史吗？与平常的历史著作相比，除了在选题上的新颖性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新意呢？

　　至少我注意到，此书作者由于其研究背景，特别注重文学的材料，并利用历史上各种文学文本来建构不同时期有关怀孕这一人类生活中重要主题在历史上的体现。但这与我们这里过去常见的历史著作中利用文学作品的方式似乎还有些不同。我们从中确实可以看到通过文学的“折射”而反映出来的历史上人们对怀孕的理解，但这又毕竟有些不是常规的利用史料的方式。不过，还是先说说你的期望吧。

　　□　怀孕这件事情，作为身体故事的一部分，每个民族，每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版本；而且即使在同一民族，同一文化中，这个故事在不同时期的版本也会不同。

　　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公众受到的教育，总体上来说是这样的图景：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怀孕分娩的故事版本作为“迷信”、“糟粕”而抛弃，然后接受“现代医学”在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版本，作为我们的“客观认识”。

　　应该承认，这个图景，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不能说不是成功的。不过要讲“文化”，那情形就不同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怀孕分娩的故事也自有版本，那个版本虽与“现代医学”的版本大相径庭，但在实践的层面上却也不能说是失败的——到“现代医学”的版本进入中国时，中国毕竟已经有了四亿人口。

　　推而论之，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只要没有人口灭绝而且这种灭绝被证明是因为对怀孕分娩认识错误造成的，那么他们关于怀孕分娩故事的版本，就都不能说是失败的。

　　我前面说感觉“这个期望似乎是会实现的”，指的就是期望在书中看到关于怀孕分娩故事的不同于“现代医学”的版本。

    　■　哈哈，你说的这个“期望”，对我来说，倒不是什么特别期待的，而是认为必将如此，否则，我相信，译者也不会选择这样一本书来翻译。但是，对于你所用的“成功”与“失败”，我还有些不够理解其更确切的含义，因为你没有在这两个词上加引号（而在“客观认识”一词上你加了引号），而这似乎意味着是在常规语义上来表达，而这两个词的常规的表达，显然又是有价值评价取向的。

　　如果说，在各种文化中，怀孕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版本，这当然是成立的，甚至于，再推广些，对于医学以及相应地对于身体的认识上，各种不同的文化也都有其特殊的建构。但我总是觉得应该慎用谁“成功”以及谁“却也不能说是失败”这样的说法，除非是站在，或者潜在地站在西方现代主流医学的立场上来说话。你说，这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如此，其实，西方现代医学难道不也是一样是在“实践的层面上”相对“成功”吗？

　　□　你在这方面的警惕性之高，确实要超过我——其实这种警惕性我也是完全赞成的。不过，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成功·失败”这一组概念，我想应该不会和多元文化的立场有什么冲突，也不意味着“潜在地站在西方现代主流医学的立场上来说话”。

　　另外，我在阅读中的感觉告诉我，其实本书作者未必有明确的“提供另一种怀孕和身体故事版本以消解现代医学权威”的动机，她只是用比较宽容和多元的立场来写一本怀孕文化史而已。但是正如我们以前讨论萨顿的科学史著作时我注意到的，“一个学者只要能够在宽容的、实事求是的心态下进行工作，哪怕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会妨碍他以智慧的思考最终抵达某些今天在反科学主义纲领下比较容易获得的结论。”所以这位克莱尔·汉森即使没有消解现代医学权威的动机，她的这本书却有着这样的效果。

　　还有，大量使用250年间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史料，是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特色还有一种附加价值——因为这些文学作品中许多都是中国公众不熟悉的，作者又将它们作为文化史的史料，这也有助于拓展中国读者的文化史视野。

    　■　怀孕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性别意味的问题。但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这种意味可能会鲜明或不鲜明。我觉得，此书作者大致还是属于在性别研究立场上不特别鲜明，或者也可以说，倾向不是那么极端的。这样的缺陷，是让某些本来可以更突出的论点和发现更为醒目和更有冲击力；好处，则是相对温和的东西总会更容易让更多的人接受。比如，我觉得你以往对性别研究总有某种“成见”，但这次就比较自然接受了这本书。

    　至于是否有明确地提供“另一版本”以反抗主流话语的问题，当然是可以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的。在类似的情形下，我有时在阅读国外一些作者立场同样不那么激进的著作时，会想到，即使那样的著作按我的口味有时不那么“过瘾”，但却仍然还是让人值得注意并从中有所收获，这也许与不同语境下学术背景的某种“平均值”有关。可以说明同样问题的反例就是，虽然你认为“一个学者只要能够在宽容的、实事求是的心态下进行工作，哪怕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也不会妨碍他以智慧的思考最终抵达某些今天在反科学主义纲领下比较容易获得的结论”，但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就很难见到达到同样研究水准的科学主义者呢？

　　《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和文化（1750～2000）》，（英）克莱尔·汉森著，章梅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定价：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