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6期

南辕北辙（15）

勾勒姆：一种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温和看法

□　江晓原　　■　刘　兵

　　《人人应知的科学》，哈里·科林斯等著，潘非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人人应知的技术》，哈里·科林斯等著，周亮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勾勒姆医生——作为科学的医学与作为救助手段的医学》，哈里·科林斯等著，雷瑞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

　　□　英国人哈里·科林斯（Harry Collins）和特蕾弗·平奇（Trevor Pinch）两人合作的这个“勾勒姆三部曲”，前后十年，终于由两家出版社先后出齐，也真不容易了。

　　所谓“勾勒姆”（Golem），原是犹太神话中的怪物，它由粘土和水造成，经人施以魔法之后，变得孔武有力，而且会日益强壮，它能够听人之命，为人服役代劳；然而如果不加以控制，这个笨手笨脚却力大无比的怪物也会闯出大祸，闹得你家翻宅乱。这次新出的第三部《勾勒姆医生》中译本的封面，干脆画上了两个这样的大怪物。

　　在不同地区的传说中，勾勒姆的内涵也有所不同。有时它是一个可怕的祸害，有时它是一个笨拙的傻瓜，它“既不清楚自己的力量，也不知道自己有多笨”——这看来也是两位作者之所以钟情于用“勾勒姆”这个形象来比喻科学和技术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在书中通过剖析一系列著名的个案，就是要表明科学、技术和医学都是一个“勾勒姆”，它既非全知全能，也经常闯祸或埋下祸根。

　　不过老实说，如果说十年前“勾勒姆”这个比喻被用在科学和技术身上，看起来还有点“大胆”或“新颖”的话，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比喻恐怕就实在是太温和了——甚至已经显得很不贴切了。

    ■　我先说说我与这三本书的交道。这三本书，先后我都看过。前两部，出版得较早，当时看后，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要是两位作者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各个案例的那种分析的方式以及在分析结果中对传统观点的某种颠覆。不过，前两种书在大陆似乎是当作科普书来出的，而且，书名译得并非严格的原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之的理解和把握，尽管如果有些读者愿意的话，这两本书也可以作为某种新型的科普著作来读，而且肯定会让那些愿意思考的读者有所收获，会让那些潜在地有接受新观念的倾向而且不会在预设中就坚定地拒斥SSK的读者所喜欢。

　　2003年，我在英国剑桥作访问学者时，曾听过柯林斯的一次讲座，也是印象颇深。那次他讲的正是在《人人应知的科学》一书中讨论过的关于引力波的话题。讲座过后，我与他交谈，他才知道他的那两本书已有了中译本，他非常高兴，并告诉我他正在写关于医学的新的一本。

　　近几年来，因为我开始对医学文化的问题感兴趣，也就因先前阅读的好印象而一直期盼着能早日看到他写医学的书。因此，《勾勒姆医生》的中译本刚一出版，我马上就要来，马上就读完，并很快在清华的课上给学生和几位老师做了一次读书报告。

　　对于你前面的说法，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在这几本书里，作者都是在讨论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弱科学主义倾向，甚至在最后写出的《勾勒姆医生》一书中，作者也暗示说这种倾向比前两本书还要更强些。这样，勾勒姆的隐喻，对于作者的立场，大概也就恰如其份了。但我认为，勾勒姆的隐喻是否恰当或足够激进，这是一回事，但这三本书中的内容，特别是其案例分析，以及最后一书中的一些理论分析，还是可以对我们的学术观念产生足够有意义的影响。你说呢？

　　□　你关于两位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弱科学主义倾向”的判断，我非常同意。但是正如你所说，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这些书有何价值。

　　先说说我的感觉。我感觉两位作者主要是从科学技术“不知道自己有多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勾勒姆”这一比喻的。也就是说，他们想通过一些著名案例，来展示科学技术“也经常有搞不定的事情”。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们成功了，那么科学技术以前在读者心目中的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光辉形象”就会被改写。

　　但是改写之后，仍然有两条往下思考的路径：

　　第一条是书中所采用的，即对科学技术采取这样的态度：“这傻孩子，不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还喜欢瞎折腾，当心要闯祸啊！”

　　第二条则是更为激进的，那就是要质问这个“勾勒姆”了：“你明明自己许多事情都搞不定，为什么还向我们许诺那么多？还向我们索取那么多？还要我们如此尊敬你？你是不是存心欺骗我们？”

　　我相信许多持激进的SSK立场的人，都已经走在第二条路上了。比如田松博士近年的名言“科学曾经是神学的婢女，现在已经沦为资本的帮凶”，就是这种情绪的典型表达。对于他们来说，将科学技术比作“勾勒姆”就显然是太温和了。

　　■　对此，我可以同意。确实我们可以讨论有关“勾勒姆”的形象的隐喻意味及它是否恰当。但如果就此来说，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即由于中国读者对“勾勒姆”的传说不熟悉，这一隐喻也许不容易被广泛接受。这样，与其分析“勾勒姆”的隐喻是不是太过温和，倒不如干脆分析作者对待科学的具体立场。

　　前面提到弱科学主义立场的问题，正像刘华杰曾注意到的，一些SSK（至少是其重要代表性人物布鲁尔）研究者的一个特点，就是用科学的逻辑去发现科学内部的问题。或许，这正是造成了柯林斯的所谓弱科学主义的一个因素？

　　SSK专注研究西方主流科学的案例，并颠覆了那种认为西方主流科学如何代表了“真理”、“客观”的科学知识的看法，发现在对科学知识本身的“制造”过程中诸多“建构”的因素，这种颠覆性的研究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但如果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另外一些“建设性”的研究也同样有意义，即把研究再行拓展，去关注在西方主流科学之外的“非主流科学”，而这也许正是我们可以在SSK的基础性背景下，继续深入地进行的工作。

　　不过，如果我们能够先谈谈这三部著作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也许会让我们的讨论更加清晰明确一些吧。

　　□　我们确实需要考察一下书中的案例。

　　例如，在“试管中的太阳，冷核聚变的故事”这一章中，两位作者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一度非常热闹的“冷核聚变”风潮。当时一些物理学家宣称，他们在室温条件下，而且只使用简单的设备，就可以实现核聚变。经过媒体的火上浇油，这个惊人的物理学“最新进展”立刻轰动世界，一大批科学家纷纷跟进，随后报导的实验结果则五花八门。但是这股热潮只是昙花一现，最终被视为一场闹剧，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出最初犹他大学的S. Pons和M. Fleischmann所宣称的实验结果。此后“冷核聚变”被作为“病态科学”的一个典型事例。

　　这场风波中比较“病态”的情节之一是这样的：Pons和Fleischmann的相关论文原拟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但是他们却在发表之前抢先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媒体上造成了轰动。而事实上他们的论文最终并未能在《自然》上发表，因为在审稿人要求提供实验细节及对比实验之后，两人又撤回了文章。

　　这场风波从形式上看，和我们以前经常提到的“民科”活动非常相似（比如那个抢先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情节），但是“冷核聚变”的参与者，可都是地地道道的“主流”物理学家。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民科”与“主流科学”之间，其实也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点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至于本书作者从这个事例中得出的结论，则是认为，近年的科学史表明，科学家们已经无论如何也不再是“真正的绅士”了，因为“专利保护和新闻发布会的大吹大擂”已经成为“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头脑中的科学形象——它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美好纯洁。

    ■　你举的事例确实很有意思。而我比较关注的，却是在《人人应知的科学》中关于检测波力波的实验的案例。从那个案例中，人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像物理学这种成熟学科的实验，仍然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对于实验室中科学实验如何精密确定的想像，往往来自那些并未真正做过实验的人。

　　在这个有趣的案例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实验者退化”（现在一般会译为“实验者回归”，似乎要更合适些）的问题。即在进行实验并获得正确结果之前，人们无法确定实验装置是否精确，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结果。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实际上是并不真的知道的结果，这与那些先有了确定结果的教学实验不同），也无法确切地判断究竟是没有这样的结果，还是实验装置有问题或实验者有问题。除了在逻辑上无法摆脱的实验者回归的困难之外，作者也充分说明了，在实际的科学实验中，如此众多的非科学因素如何进入了实验和对实验的判定之中，而且与科学的内容如何不可分离开来。这确实是非常典型的SSK的案例研究方式。

　　引力波实验一直是柯林斯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在我们对谈一开头我提到，曾在剑桥听过柯林斯关于引力波的讲座，不过在我的记忆中，那天他谈的内容与《人人应知的科学》中又有所不同，涉及到当一个探测引力波的基金资助项目实施后，在没有得出肯定结果时，人们如何把研究工作“解释”为完成了项目的问题。这也让我们联想到现在的科学研究资助系统，在现实中，你看见过多少资助项目是最后以承认研究失败而告终的？尽管我们都同意科学研究并非总是成功，甚至于成功的比例很小。

　　□　我们不愿意接受以“承认研究失败”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的结果，恰恰是由于我们对科学迷信的结果。我经常讲到的关于科学主义的两条信念之一，就是相信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甚至连人生观问题都可以解决，它怎么可能解决不了一个它本来就应该解决的“科学问题”呢？所以科研项目不可能失败，也不允许失败——许多人至少在理念上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还是有默认研究失败的事例。

　　当这个“勾勒姆”三部曲进展到第三部《勾勒姆医生》时，作者们所讨论的科学技术就变得更“软”了——如果物理学这类公认很“硬”（或者说很精密）的科学，尚且有引力波这样的谜案，有冷核聚变这样的闹剧，那么到了精密程度远远不及物理学的医学领域，不确定性就更严重更明显了。

　　例如，以前我就一直对“安慰剂效应”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效应直接可以与某些中国古代方术——往好里说是“地方性知识”，往坏里说就是“伪科学”——中的“诚则灵”联系起来。心理暗示可以对人体产生直接的生理作用，这一事实使得“安慰剂效应”成为长久挥之不去的疑影。虽然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表达了“我们必须坚持医学科学”的立场，听上去似乎又向科学主义回归了（正是你前面说的“弱科学主义倾向”）。

    ■　阅读此书，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即作者的“弱科学主义倾向”似乎让人阅读起来有些不那么彻底、不那么痛快的感觉，但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及其讨论方式，却依然是相当的与众不同的，尤其是在讨论医学的哲学逻辑时更是如此。我们也看过一些关于医学哲学和医学文化的书，但在关于究竟怎样判定治疗的“有效性”的问题上，似乎还没有看到过像作者这样从安慰剂效应入手，层层深入进行细致的逻辑分析的研究。

　　说起安慰剂效应，作者也认为这是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这又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作者实际上是将安慰剂效应，与其他一些纯心理效应（即不是因心理因素而带来生理变化的效应）区分开来，并将其与“替代医学”的立场和疗效问题结合起来讨论。其中实在是高见迭出。作者虽然是站在西医的立场和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的，因而也才会说“替代医学”的执行者，不会承认安慰剂是其治疗基础。同时也承认，在这点上，当代西方医学其实也是一样。从科学的立场，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揭示科学的内在问题，这一贯是SSK的经典作法，在这里这种作法的体现似乎依然同样特色鲜明。

　　就在几小时前，我在随手看一本北京科技报编的有关青年科学家风采专栏的集子时，偶尔地注意到有一篇关于某人用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方法研究安慰剂问题的报道，文中说，那位研究者提出，这种研究可以让人们有意识地利用安慰剂来进行治疗以减少药物的副作用。但实际上柯林斯等人在这里早已从逻辑上指出了这样作法在原则上的不可能性：一旦当安慰剂被知道是安慰剂时，安慰剂效应就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这样的讨论，可以延伸发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例如，会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与当代西方医学不同的“替代医学”（其实这个词本身就有某种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味道）的功效，如何看等医学治疗效果的判定，如何看待医学的本质等许多问题。尤其是，在这里，作者的一个重要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通过这种分析，可以明确地发现西方医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基于我们对于心身相互作用认识之严重不足而带来的这种涉及到安慰剂效应这一核心问题的在治疗效果认定上的不确定性。

　　□　《勾勒姆医生》中关于扁桃体及其切除手术的那个专题，也让我很感兴趣。原因之一是，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是扁桃体发炎症状的长期受害者。

　　我小时候经常为此事发烧，到我十岁光景，我母亲忍无可忍，就决定让医院为我做扁桃体切除手术，但是医生说必须等待此次发炎消退之后才能实施手术，于是又打针吃药治疗。待发炎消退后，对切除手术的期盼又不那么急切了，于是母亲和我商定，扁桃体再发炎一次，就切除它。神奇的是，从作出这个决定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5年，我的扁桃体再没有发炎过。许多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都开玩笑认为，我的扁桃体是一个有思想有感觉的器官，它为了生存下去，就再也不发炎了。

　　回到科林斯他们的书上来，我上面的这个故事——它确实是真实的，是不是可以和关于“安慰剂效应”的讨论发生某种联系呢？

　　医生对于我的扁桃体发炎的病因，是这样解释的：“这孩子只要一累，扁桃体就要发炎”。当“扁桃体再发炎一次就切除它”这个决定在家庭中被认真作出之后，我就得到了一种真实的安慰——扁桃体再也不会困扰我了。这种安慰和服用安慰剂后获得的安慰本质上并无不同。会不会恰恰是这种安慰，根除了我扁桃体发炎的病因呢（因为我相信此后我就是累了，扁桃体也不会再困扰我了）？

　　你上面说这本《勾勒姆医生》“高见迭出”，看来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书中有些见解本身我未必完全接受，但它们能够启发我出现新的疑问和思考，这就不失为“高见”了。所以，即使书中有“弱科学主义倾向”，我们也不会采取“宁要SSK的草，不要科学主义的苗”这样的偏激立场来看待它。

    ■　我觉得，按照作者的观点，你所说的你经历的扁桃体的事，倒还真不属于安慰剂效应，尽管作者也曾提出像“安慰剂手术”这样的问题。但安慰剂效应的前提，正如作者所说的，是作为治疗、而且是真正的“治疗”的实施。你说的因为心理的暗示（再发炎一次就切除它）而扁桃体没再发炎，倒像是对扁桃体的一种“威胁”，可以算是对两位作者所说因素的一种补充吧。

　　还有，作者提及的疫苗的可能风险，及其对群体和个体的意义与个体的选择的事，也正是科学传播中重要的案例。尽管作者也还是站在西方科学的立场上来谈这些问题的。

　　不过也正像你说的，即使此书作者的弱科学主义立场我们并不一定完全同意，但书中讨论的问题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却实在是对我们富有启发性的。

　　例如，我们经常会说，在我们这里的许多研究都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在以往对SSK的介绍和研究上，似乎也往往是这样。但阅读这本《勾勒姆医生》，却使我们感觉到，恰恰因为作者主要关注的是西方医学的问题而且有着某种西方的立场，而基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又正好具备了将有关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并用于非西方的所谓“替代医学”的研究中的可能。最后的结果，也许西方医学和非西方医学，彼此之间，都不过是“替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