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之立言：从“三不朽”到《池北偶谈》

江晓原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不朽”，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上层分子——绝大部分受过教育，偶尔也包括出身草莽的流氓皇帝——都衷心服膺这句“三不朽”格言。

    “太上立德”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境界，并不止于“树立道德典范”而已，实际上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立功”则是实实在在的，建立事功，完成事业。当年孔子惶惶然周游列国，遍干诸侯，原来是想要“立功”的——希望有机会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奈他的“道不行”，最后只好去坐冷板凳，整理文献，教育弟子。谁知这样一来，反而“一不小心”成了万世师表，成了“太上立德”的典范。孟子也学他的样，到齐宣王、梁惠王、……等处去游说，拼命兜售自己的理想，也是想实实在在“立功”的，无奈他的“王道”也找不到市场，只好退而著述，留下一部《孟子》，可算是“立言”。不过他后来成了“亚圣”，得与孔子比肩，也就可以归入“太上立德”之列。

    孔孟生前和身后的遭际，对后世读书人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是争取“立功”，争取治国平天下，即所谓“达则兼善天下”。一旦不如意(99.999%……是如此)，“穷则独善其身”，也不能完全无所作为，至少要退而著述，为后世立言——而立言有时似乎有可能成为通向“立德”的捷径(一些道学家很爱做这样的清秋大梦)。于是，宦海沉浮，失意而归，或一生营求而未得一官，或遭遇人生大变，等等，都可以将“隐居著述”作为一种精神支柱。想想自己此生纵然一事无成，立言这件不朽之事总还是有些指望吧? 这成为古代中国千千万万读书人处世的模式，直到今天依然余响不绝。

    孔孟时代，没有出版一说，他们的立言，只能靠门人弟子代代相传。千万不能小看了这一点，这是比今天任何一种审稿制度都严格得多的“审稿制度”！因为显而易见，通常只有宗师硕儒一流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才会被门人弟子辈代代相传，才会得到传诵、传抄并且流传后世的机会。而一般人物，纵有立言的雄心，他的言也极少有机会传之久远。

    到后来有了印刷术，情况就大变了。平庸之人，皆可立言。只要你肯拿出钱来，就可将你的立言刊刻传世。有一句谚语说∶“北人得意纳小，南人得意刻稿”——北方的男读者和南方北方的女同胞见了此语，当然不必动怒，此谚语出于旧时偏见，谓北方汉子豪放而好色，南方文士能文而好名。这里借用，只是从中看出“刻稿”——自费出版自己的文集——之容易也。

    文人对自己的著述是看得非常重的。曹丕身为帝王，可谓“立功”之极致，他却仍然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杜甫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白居易生前编定了自己的文集，惟恐遇到灾变不能传之久远，抄成好几份分别藏到不同的地方——若是他生在今日，早已自费出版，至少先印上个三五千部再说了。

    不得意的文士，自己虽然掏不出银子来刻稿，但也不妨在穷愁潦倒之中刻苦立言，问题是怎样使自己的言传之后世。一个主要的办法是寻求有力者的资助，即今之拉赞助也。也确实有不少寒士的文集是靠这种办法而得以刊刻传世的。不过他们能够得到有力者的资助，较之那些没有这种幸运的寒士，也就可以算是“得意”了。此外，一个人若能想办法为自己已故的父、祖或前辈刻印遗稿，也被认为是一件光宗耀祖、有彰孝道的盛举。

    到了今天的商业社会，刻稿之事当然也得按照商业机制来运作了。一个人学术上有了成就，这种成就又有可能被公众接受和欣赏，你的立言就自有出版社来为你“刻稿”，你不仅不必掏银子出来，相反还有稿费或版税可以拿进。若是你的“立言”不被出版社看好，被认为无法在市场上卖钱，那你要想“刻稿”就比较难了。当然你还有拉赞助、自己包销等等办法，但那味道总是比较差劲了。

    在这样的氛围中，古人追求立言而不朽的崇高向往，大都已被淡忘。不过“写作”仍然是今天许多平庸文士聊以自慰的精神支柱之一，从中仍可以看到古代的流风遗韵。王朔小说《我是你爸爸》中的爸爸，是个极其平庸的书店职员，他每天晚饭后就在书桌上铺开稿纸，宣称要写作，企图以此来维持自己在儿子面前的形象，其实他十几年也未写出一篇作品。这一人物就很有象征意义。

    “立言”方面最令人艳羡的故事之一，是清代渔洋山人王士禛。王氏是大名士，官也做得不小。晚年罢官，住在祖上传下的旧宅中，著述自娱。门前有池塘，池北有小亭，他常与友人在亭中闲谈，话题非常广泛。他儿子随侍在旁，随时将他们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书，遂成著名的《池北偶谈》二十六卷。晚年罢官闲居，正是文人以“立言”寄托身心之时，而他有儿子做高级秘书，自己只消动动嘴，享受与友人闲聊的乐趣即可，真可谓“潇洒立一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