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星期三）

　　清晨出发至黑龙潭公园──原是当地土司的后花园。

　　接着前往云杉坪，需坐缆车上去，而游客云集，上行缆车要排队两个多小时，下行也要排队一个多小时。如何消磨这将近四小时的排队时间？四人主要做了一件事，后来被名之曰“帮助B记者戒烟”。

　　事情起于Y教授注意到B记者近来烟瘾颇重，而他早先并不抽烟。Y教授遂提出一个理论，谓：一个先前不抽烟的成年男子，忽然抽烟且上瘾，一定是他生活中发生了某种问题，比如苦闷、忧伤、为情所困等等。M副总编与H记者附和之，群向B记者劝诱。这原是一个常见的谈话游戏，想引诱B记者“自曝隐私”──当然绝无恶意，且以B记者之敏慧，也不可能轻易上当。但当B记者说他直到现在还会不时梦见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而且醒来会为之流泪（！）时，众人都被深深感动。几乎就在一瞬间，他们的心态从游戏转为真诚。此后大家谈论爱情、人生和社会，前尘往事，各抒己见，俱极诚恳。B记者动人故事净化心灵之功，不可没也。

　　乘缆车到达云杉坪时，下起了不小的雨，而云南虽号称四季如春，却是“一雨就成冬”的，一下雨气温骤降。M副总编就买了四件雨衣，既可防雨，又可保暖。众人穿上，却发现雨衣带有某种巡警的标志，而且众游客中再无别人传这种雨衣，结果远远望去，四人好像是当地的治安人员。后来H记者和M副总编竟利用这身“皮”排解了一次游客纠纷，使一伙到处插队的人不逞而去。

　　午餐被安排在一个东巴文化的博物馆内进行，质量很差，众人颇有怨言。M副总编抱怨在此种阴森森的场所进餐，胃口大受影响。此后几天他胃口一直不好。其实饭菜不可口固是重要原因，但高原反应也难辞其咎。相比之下，Y教授此行中一直保持着比其余三人更正常的胃口，为此他颇为得意──他认为他来自上海的温柔乡，本来更有理由坏胃口。

　　午餐后再次前往丽江古城──因为昨晚夜游无法拍照，大家要求再去补课。四人皆表示将来如有机会要重游丽江古城。

　　接着又长途行车前往中甸──迪庆藏族自治州州治所在，海拔3300米。途中Y教授和M副总编又将昨天策划的两个图书选题进一步深化，信心倍增。晚上到达中甸，入住千湖宾馆。众人都关心美国的行动，但宾馆电视线路出了毛病，基本上无法收看，报纸也买不到。

　　M副总编和H记者开始出现轻微的高原反应，但尚无大碍。

9月20日（星期四）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值得详细记录的一天。

　　清晨出发前往碧塔海──那是一个高原湖泊。众人先坐车上到海拔约3900米处，然后步行下山约五里，到达湖边（海拔3339米，有一石碑标明此值），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热闹去处。然后有两个选择：步行登山回到公路上海拔3900米处，或由另一条路“坐马”回去。

　　在步行下山途中，产生了此行中另一个香艳旖旎的话题。M副总编在路上看见了16日晚上来访之女记者Z小姐，唤之，但Z小姐正与人交谈，未听到，这时却有另一位女士和M副总编打招呼，双方停下亲切交谈了一会儿。别过后，两位记者就开始拿此事开M副总编的玩笑。M副总编告诉大家，这位可爱的女士就是抒情女诗人Z女士，“她曾送我一本她自己的诗集，书名是《一缕情丝一场梦》。”此后众人就常将“一缕情思一场梦”挂在嘴边，因为这句话实在颇为有用──详见下文。

　　雨后泥泞，路不好走，且高原反应使人乏力，M副总编与H记者自度无力步行回海拔3900米处，遂选择了“坐马”──骑在马上，由藏人拉着马而行，每人付费25元。Y教授和B记者则选择了步行。结果二人途中虽有气喘等登山时常见情形，却未有任何不正常状况，反而先至目的地。待M副总编与H记者上来会合后，言二人途中对Y教授和B记者步行成败的判断：M副总编认为Y教授既坚定选择步行，想必胸有成竹才会如此，H记者则表示了“谨慎的悲观”──毕竟Y教授比他年长15岁。

　　Y教授颇为兴奋。因他平日不作任何锻炼，四体不勤，整日就是与电脑和书本打交道，原先他认定自己是不可能去西藏的，而经此考验，表明至少去拉萨是可能的了。事实上，他在整个香格里拉之旅中没有发生任何高原反应。至于他为何能够如此，想必平时别有养身之道，非外人所能知也。

　　下午至一处草原，也有藏人所开商店，出售玉小挂件之类的旅游商品。Y教授为其女儿购一小玉虎。砍价至20 元成交。

　　接着前往噶丹·松赞林寺参观。该寺为迪庆地区最大之藏传佛教密宗寺院，号称“小布达拉宫”。寺正在扩建中，有一大殿尚未完工，内宗喀巴金身新成。各殿点着少量电灯，俱极昏暗，但尚无阴森感觉。寺内不让摄影，使Y教授大失所望——他昨晚特意将数码相机充足了电，原准备在寺中大拍特拍的，结果全无用武之地。

　　四人随众游客往见一活佛，活佛坐黄布帐幔中，以一经册轻击各人头顶，谓之“灌顶”（亦太容易矣）；又对各人途中所购玉器等吹气，口中念念有词，谓之“开光”。并由助手（一藏族少女）以汉语对访客说一些吉祥如意之类的祝福语。访客布施与否则听便。

　　晚上仍回千湖宾馆住宿。M副总编因明日将离开中甸，遂将上午出发时租借以备不时之需的氧气袋退回宾馆小卖部。氧气袋其实根本没有被使用过，但25元租金却一分也不能少。众人在此处买了藏银所制转经筒（每个25元）。B记者买了一点瓜子之类的零食。Y教授注意到此处的瓜子就是他在家中经常吃的那个品种，当然价格贵了50％。

　　回房后，众人度过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夜晚——他们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头脑风暴。B记者、H记者的两部采访机同时启用，他们约定共享今晚的采访资料。讨论的要点包括：

1、“科学文化”的界定问题

　　Y教授发表他对此事的见解，认为目前不必对“科学文化”作明确界定，让它保持开放的概念，可以有多种理解，如：将科学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将科学本身视为一种文化、或是理解为科学与文化的结合。还可以有更多的理解，比如M副总编所建议的“以文化的方式宣传科学”等等。

　　Y教授后来又想到，“科学文化”的界定问题，在形式上和“香格里拉”的位置问题有相似之处。这块传说中的人间乐土到底位于何处，虽然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出，但是大家似乎又都有共识，大致就在滇西北迪庆高原藏区一带（只有那里的旅游业以“香格里拉”为号召），绝不会有人到——比如说北京城里——去找香格里拉。

2、“科学文化人”的构成

　　Y教授回忆说，大约两年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教授就曾指出，如今已经有一些学者，主动走出学术的象牙之塔，走向公众，为我们的文化注入了科学文化的因子和气质。虽然这样的学者数量还很少，但他们的能量不容小视。刘所长断言，一个科学文化人的群体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在“科学”和“文化”这两个领域，“进入门槛”是不同的，前者高而后者低（当然“进入”和“精通”是很不同的概念）。因此照理说“科学文化人”主要应该从“科学”这头产生，这是合理的推测。有人认为“科学文化人”应该最可能从科学家中产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实却是这种可能性迄今尚未见实现。

　　“鸭嘴兽三思访真丛书”推出之后，关于“科学文化人”出现了一些讨论。有人对提出这样一种“人”的必要性表示疑问，理由是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但是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非常有针对性地指出：

　　首先，科学家需要而且应该有文化，这毫无疑问，尽管目前的教育体制绝不有利于此。但并非科学家有了文化就天然地成为科学文化人。在我看来，正如在你写的对江的采访中所谈到的，这里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交叉的研究领域，科学家有文化，并不一定从事像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这样交叉领域的研究；其二，是普及的层次，科学家有了文化，也并不一定就会从事普及性的科学文化传播工作。因此，科学文化人是有其特指的，在目前固然有些特殊性，但即使在未来，在理想的情况下——科学家都有了文化，科学文化人也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和功能。

　　什么是科学文化人？大家的基本共识是，第一，他的知识结构具有文理兼通的特征，并且有足够的面向公众的话语能力——并不是写两篇学院派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就算，他的东西必须能够让同行专业群体以外的人愿意阅读。第二，他应该是行走在科学与文化“交界”上的，愿意并且实际上从事着一些“交界”性质的工作。

3、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生存发展策略

　　众人谈到媒体对于某些学术的繁荣能够起很大作用，科学文化就是近年一个比较突出的例证。对于媒体来说，科学文化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对于科学文化来说，媒体的兴趣也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双方相互促进，相互帮助，初步形成了双赢的局面。Y教授对此又发表了一番夫子自道的高论，众人虽颇韪之，但考虑到这番高论目前还只适合在“圈内”共享，故暂不对外披露。

4、科普出版之新阶段

　　B记者认为，目前科普出版较之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比以往也热闹了许多，但他本人持比较悲观的看法。理由是，从经济上看，长期以来“赔本赚吆喝”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从出版内容上看，科普出版在最近几年中基本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创新能力的钝化，使出版选题大量“撞车”。科普出版难有突破，部分出版人感觉很难走下去，甚至萌生了去意。而更多人担心，在经济的巨大压力下，现有的科普出版人还能坚持多久？

　　M副总编近年对于科普出版理论思考颇勤，已经发表了好几篇颇有份量的文章，他认为，原创科普图书目前正处于转型、探索的阶段，其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就是科学文化。具体来说，就是要从单纯介绍科学知识（客体）向介绍、宣传科学主体（科学单位和科学人物）转变；另一方面，科普出版物应该走人文化的道路。他说到激越处，语言也越来越诗意化：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微薄努力，呼唤科学文化新时代的到来……。

　　M副总编又表示，科普出版虽热，但很少有发行量很大的。他认为这主要是在发行体制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由于没有专门针对科学文化圈读者的发行机构，科普图书一直没有作出有效的市场。B记者也感到，很多科普图书在营销策略上是粗放式的，比如很多科普图书一开始推出时都很热闹，但很快就进入了惯性的阶段，而不像一些其他类的图书自身不断能创造出亮点，高潮不断，始终吸引读者的目光。

5、科学明星与科学土壤问题

　　Y教授先对科学家的形象问题大放厥词，谓：在“科学普及”的大概念中，本来对科学家的介绍和宣传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媒体多年来对科学家的宣传却非常偏颇——他们通常被描绘成戴着眼镜的（近年又加上一定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书呆子，语言乏味，毫无情趣且不去说，更要命的是，他们总是被描绘成只有奉献，没有享受的受难者。不是英年早逝，就是抱病工作，住在简陋的小房子里，拿很低的工资。仿佛科学家不受难，不受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能“高大”起来。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电影、电视、报刊杂志中，那些贪官污吏，犯罪分子则总是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想想看，前者之受难也如此，后者之享乐也如彼，欲广大公众尊敬、热爱科学家，岂可得乎？久而久之，有的人认为科学家就是一群傻瓜，有的人即使承认科学家可敬，但在下意识里则下定决心自己不去当、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当科学家。

　　关于科学土壤，众人都认为，科学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没有文化的土壤，科学也“长”不好。这种“好的土壤”包括对“无用”的东西的欣赏、对科学的尊重、以资助科学为荣等等。

6、科学·学术之娱乐价值

　　B记者想起一件事，他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近来十分火爆的Discovery节目在北京做宣传，当被介绍说“Discovery”是著名的科普节目时，“Discovery”的代表马上纠正：“Discovery是大众娱乐节目”。这种名词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科学在认识上的差异，在我们传统的意识里，科学和大众娱乐似乎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实际上是有娱乐功能的：有人给你讲一个科学的故事，你觉得有趣，通过这个故事，并不是要让你以后选择当科学家，也不是要解答你的具体的什么科学问题。Discovery就是在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20年前《物理世界奇遇记》风靡一时，就是因为它通过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故事，把物理学的娱乐功能开发出来了。当然，在娱乐的同时还起到了教育的作用。

　　头脑风暴持续到次日凌晨1点30分。四人都感到大有收获——当然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而言。Y教授和M副总编回房之后，H记者、B记者继续处在兴奋状态，头脑中风暴仍不平息，又热烈讨论至3点多。其要点为：

7、科学文化书籍之读者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