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77周年祭：     

        侵华日军何以嗜杀成性？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的历史的日本人认为，对中国人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对此，他们很容易找到依据——明末，满洲人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征服汉族人。

    明末清初，尚有顾炎武这样的读书人坚守气节与健全的人格，保持着独立的政治生活姿态，从而缔造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精神气概。但是，到了清中晚期，即便是曾国藩康有为这样的优秀汉族知识分子，也根本想不到民族解放的事，而是一心想着效忠满清皇室了。他们愿意做奴才、习惯做奴才、立志做奴才。被后人推崇为道德典范的《曾国藩家书》，从精神领域观察，不过是曾国藩借“修身、劝学、治家”之名，行“奴才没有野心，老佛爷不要杀我”的哀鸣之实，是一个汉族知识分子精神泯灭的典型表现。

     由是观之，屠杀威吓对征服汉民族多么有效。

于是，认准此道的后继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三光政策。

这都是华夏民族血性消退、怯懦退缩酿成的苦果。

不少人以为这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差异，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始作俑者来自“上层建筑”。否则就不足以解释为何同为农耕社会的南越人比汉民族更有血性和战斗力。

无须讳言，汉魂失血与“上层建筑”关系重大。中世纪后，中国封建王朝从体制到教义悉数是“去势”的。他们推崇的“三大教”儒道佛，均为无骨产物。佛无性，道阴柔，儒家表面似乎是刚柔相济，可惜后来“三纲五常”八剑齐下，导致儒家文化嬗变为“阉割术”。

 自“儒学”成为“阉割术”后，尤其加上偏安南宋小朝廷的“圣贤”施以“理学”洗礼，情调越发“内敛”，对华夏文明起到了雌化作用，使汉魂失血过多、自动放弃称雄，从而导致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南下侵袭，攻城掳掠尤如探囊取物。

历史学家总是在讲：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讲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对待不同民族，我们的态度是“四海之类，皆兄弟也”。对待文明程度不如我们的民族，我们也更多地用“怀柔”之术去“用夏变夷”，而非如自视优越的西方人那样惯常使用武力征服。对于仇敌，我们不提倡“以牙还牙”，而是“以德报怨”。

 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魂魄和血性为代价吗？中国人推崇阴柔功夫，盛赞舌头的不朽，但没有牙齿的口腔，徒有舌头又能干什么呢？当“和文化”异化为“雌化”，则这个族群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一个民族血性男子大量减少，必然会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存。

 仔细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在被外族征服后，汉民族人口大量减少后总会有个恢复期，在此期间汉民族的元气慢慢得到恢复，待汉人逐渐掌握了少数民族的军权后，然后发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起义。

这就说明，华夏民族没有真正的精神消亡。华夏民族固有一种反抗精神，这种精神或许在一个时间段里消失，但终究不会消亡，诸如“王侯将相宁有种呼”蔑视权贵的大无畏精神，使汉民族成为起义最多的东方民族。炼成“东方不死鸟”。

可见，坚韧与反抗是华夏民族精神的主体。华夏亡国不亡种，是因为绵里藏针的汉魂，如果犬儒苟安文化成为中国的国家精神，则华夏之魂不复存在，中国恐早已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