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著《谁主东洋》选载32               

       义和团们是一群不可救药的羊

      世界共知，中国君臣怕“夷”是一种传统。 然而，反观另一面，中国民间对“夷”却往往恨大于怕，尤其是民间武装，他们并不恐夷，甚至最喜欢与夷敌叫阵。从晚宋到晚清，从宋江征辽，到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民间武装不时跳出来向“夷”挑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在翻看这些内忧外患时期的中国民间“义勇军”史料中，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

     这些民间武装一旦有政府撑腰，什么都敢干，什么外敌都敢打。  

     但是，他们一旦到了政府官员面前，往往立刻就矮了半截。

     宋江征辽正史鲜有记载，民间传说、《水浒传》里讲述得比较多，是真是假有待考证；而晚清“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却有确凿史料记述着他们的勇敢：“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

    而这些不怕死的义军首领，在本国统治者面前，却没了气概。

史料记载，义和团山西首领在山西巡抚毓贤面前毕恭毕敬，赞其是“大清官”。义和团河北首领李来中向清朝大员刚毅表忠心：只反夷狄，不反朝廷。当清政府肯定了义军的“爱国行为”，这些义和团员们更加奋勇前进，不惜以生命代价报答朝廷“天恩”。而当外国军队打进都城，皇室西逃之际，义和团首领范云恭还痴心不改，带领着上千拳民，在平遥县城要求面圣，信誓旦旦、誓死保卫“朝廷”。但可叹，热脸贴在冷屁股，换来的结果却是“就地抓捕”。

有胆打虎，无胆杀狼。宋江与义和团这类义军的“胆量”，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民间的基本属性暴露——典型的“羊群造反”。不反主子，只反主子的仆人或敌人。

宋江率众梁山造反，反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个“忠”字，之后“聚义厅”改成“忠义堂”明摆出来：忠义是他们的胆，而忠是头等大事，这是他们最大的胆——要“替皇帝做事”。

义和团与之大同小异，反夷狄不反朝廷。他们虽然以“装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胆子却不是虚拟的“莲花圣母”给予的，而是现实中的“老佛爷”给予的。他们的第一愿望和动力，是获得政府的承认。在起义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

 显然，晚宋和晚清这两支义军，他们的自我定位都是做君主的好奴才。

 这群“奇异的羊”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当然首先要归功于统治者“愚民有术”。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两千年一成不变。就是因为“儒教愚忠”和“法家重典”双管齐下，致使民间人士要么“无胆”，要么“无识”。有识无胆的人不敢反抗，有胆无识的人敢打敢拼，但脑子不先进，所以，除了被利用，还是被利用——利用过后，整个社会还是“原地踏步走”，甚至“向后转”。

       意中羊圈意中羊——这就是圈中狼培养的“中原狼道”生态圈。对于这种生态圈，狼甚至羊都是迷恋的，当外来狼群打破这种生态圈时，圈中羊群还要为保住圈中狼利益拼命。骨子里刻入“忠臣”字样的梁山、义和团类民间义军就是这样一群不可救药的羊。

 都以为圈中狼危害主要在内，其实不然。他们在世界范围也可以构成相当严重的“公害”。尤其是他们所“牧”之“羊”，一旦被驱使“抗夷”，极易形成“世界公害”的恐怖效果。义和团滥杀无辜引发世界讨伐就是那样一起范例。

可见，“中原狼道”令官变种，也害民不浅。因为制造一批不可救药的羊，比繁衍一群驱赶他们的狼，更具深远的野蛮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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