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为何怕官不怕“夷”？

     世所共知，中国古代，君臣怕“夷”是一种传统。政府官员在“恐夷症”方面，是世界闻名的。然而，民间对“夷”却往往“恨大于怕”，尤其是民间武装，他们并不恐夷，甚至最喜欢与夷敌叫阵。

     从晚宋到晚清，从宋江征辽，到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民间武装不时跳出来向“夷”挑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 

     在翻看这些“内忧外患”时期的中国农民起义史料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令人唏嘘的现象：

     这些义军一旦有政府撑腰，什么都敢干，什么敌人都敢打。

     宋江征辽正史鲜有记载，民间传说、《水浒传》里讲述得比较多，是真是假有待考证；但是晚清“义和团大战八国联军”，虽然几乎不在同一个时空隧道里，但却有确凿史料记述着他们的勇敢——

    “拳匪信枪弹不伤之妄，遇有战事，竟冲头阵， 联军御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倏忽间亦中弹而倒”。

  义和团之英勇，与他们的乱杀无辜一样，令西方军队惊骇。然而，如此英勇的义和团，却也有一怕，他们怕什么呢？怕政府官员。  

   那些不怕死的义和团首领，到了清政府官员面前，立刻就矮了半截。

    史料记载，义和团山西首领在山西巡抚毓贤面前毕恭毕敬，赞其是“大清官”。义和团河北首领李来中向清朝大员刚毅表忠心——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 

    当慈禧太后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行为”，奖励了攻打使馆的义和团几车瓜果梨桃后，这些义和团员们奋勇前进，不惜以生命代价报答慈禧太后的“天恩。

     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之际，义和团首领范云恭还痴心不改，带领着上千拳民，在平遥县城要求朝见慈禧，信誓旦旦、誓死保卫“太后”。但可叹，热脸贴在冷屁股，换来的结果却是“就地抓捕”。

    义军的勇敢，为什么在本国君主面前就荡然无存了呢？

     宋江与义和团这类义军的“胆量”，有些“匪夷所思”，但我认为，这恰恰就是中国“内忧外患”时期民间武装爱犯的通病——典型的“羊群造反”。 

     宋江造反，犯于一个“义”字，“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暗藏一个“忠”字，之后“聚义厅”改成“正义堂”明摆出来——忠义是他们的胆，而忠是头等大事，这是他们最大的胆——要“替皇帝做事”。 

    义和团在这一点上与宋江大同小异。他们以“装神弄鬼”起家，但是最大的胆子却不是虚拟的“莲花圣母”给予的，而是现实中的“老佛爷”给予的。他们的第一愿望和动力，均是获得太后的认可、清政府的承认。

     在警告国闻报的揭帖中，义和团明确宣告“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神团是忠臣”。 可见，义和团的最初自我定位是做大清国君主的好奴才。义和团的死敌不是政府，而是外国军队。“扶清灭洋”与“替天行道”的中心思想差不多。

    至于后来的“扫清灭洋”口号，那是因为太后不买账了，对他们动了手，“扶清灭洋”犹如热脸贴了冷屁股，才恨恨地变为“扫清灭洋”。

      翻看义和团历史的后一页，即便与政府翻脸打出“扫清”旗号，主要矛盾也不是对着政府，二次起义之后的“新义和团”干了些什么呢？不进攻官府，而依然走“老义和团”老路——逢洋便烧。他们“最辉煌战果”，还是瞄准教堂——焚烧威县张家庄教堂，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父。

    不排除他们抱有这样的幻想——希望自己“良好的反帝表现”，再次获得政府“承认”的幻想。

    “狼与羊——官吏与农民的国家”形态随着岁月的推移及传统文化的养成，变得越来越“适合国情”，成为固态生存方式。所以周而复始，往复循环，千年不变。

     在这种传统与惯性下，对于这种状态，狼甚至羊都是迷恋的，当外来狼群打破这种生态圈时，羊群还要为保住圈中狼利益拼命。骨子里刻入“忠臣”字样的宋江义军、义和团就是这样一群不可救药的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