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成功的“变脸工程”

   从起事的时间而论，朱元璋“参加革命”是比较晚的，有点趁火打劫、“抢夺胜利果实”的意思。待他单独领兵时，不少“革命前辈”已经成了气候。但是，朱元璋却能一统天下，笑到最后。种种政治与军事谋略的原因不一而足，而我以为，透过泛泛的“谋”，最核心的一点，是朱元璋的“变脸功夫”及“形象工程”——把自己塑造为“正义使者”、把自己的军队成功打扮为“正义之师”。

   在朱元璋起事前，各路造反的农民军风起云涌，农民军的旗号与素质良莠不齐，相当多的军队名声并不好。“妖人”是很多官民对第一义军——“红巾军”的称呼。政府官员侮辱造反的反政府武装很正常，但为什么许多百姓也认为韩林儿、刘福通的军队是“妖”。这里，就有他们“自作孽”的成因了。
  
   作为“打响反元第一枪”的红巾军，其意义和影响力，任何义军无出其右。所以，就连志在天下的朱元璋，也不得不先期投奔于此，打着人家的旗号，一直做到“左副元帅”。

   但红巾军是以弥勒教起家，一开始就注入了“妖言惑众”的元素。也就是说，红巾军起点早、占得了造反的先机。但是他们的起点并不高，弥勒教的核心教义是什么？——“弥勒下生成佛”，“新佛”反旧佛“不杀生”之道，力倡杀人，认为“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

    红巾军的创始人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他打起的是“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使用的手段是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埋伏”独眼石人，自编自导自演。并在发布起义宣言里，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的内容，俨然是“天外飞仙”。

     这些手段，用于造反当初，浮动民心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用于愿景规划”，则必然“有限”，时间一长，甚至“过时”。因为“复古”云云，“东海日本”的天兵，并不能给大家一个实实在在更光明的未来。

  从“红巾军军歌”的来看，虽然反抗民族压迫有积极的一面，不乏反元的激情和勇敢，但也含有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成分——

    云从龙，风从虎，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 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 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 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 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 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 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不破黄龙誓不休。　
　  　
　  军歌中，“我本堂堂男子汉，何为鞑虏作马牛”这样的豪言壮语是很提气的，但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却流露出民族复仇的偏狭。

     羽翼丰满、意欲独立创业的朱元璋渐渐悟到了红巾军的局限，这位左副元帅“单干”之际，随着军事胜利，政治的一大升华，就是意识到了红巾军这面精神旗帜的局限。当他初成气候，打出北伐檄文时，即刻意变脸、大造形象工程——

    方今河、洛、关、陕，虽有数雄，乃忘中国祖宗之姓，反就胡虏禽兽之名，以为美称。及妖人已灭，兵权已得，志骄气盈，无复尊主"尊主"本作"尊元"。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为生民之巨害，皆非华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故兹告谕，想宜知悉。

    由简单的民族复仇，种族灭绝，到恢复中华、一视同仁，民族大团结。这是朱元璋的精神旗帜质的“升华”。从而换来了无与伦比的感知力和凝聚力。

   “与妖人划清界限”，是他的华丽变脸。这篇北伐檄文，是儒生按照朱元璋的授意起草的，本来没有“与妖人划清界限”内容，史称这是朱元璋亲自改加上去的，檄文中的“妖人”系指信奉弥勒教的红巾军，表明他此时已悟到了精神旗帜的必须提升。
   
   师出“红巾军左副元帅”，却认为红巾军、白莲教乃“妖人”，虽然也有点“自打耳光”的黑色幽默成分，但是能够洗心革面、重塑高大形象，朱元璋得大于失。

    这篇宣言，给朱元璋带来的好处，不亚于陡增百万兵。统治中原长达九十九年的蒙元被朱元璋北伐军赶出了中原。一如南宋末代丞相文天祥所言：胡运不过百年。

    不是文天祥有先见之明，而是他看透了胡虏绝非“正义之师”。此时的正义之师是谁呢？那就是朱重八的队伍。

   从战略的角度上，在心底里，朱元璋应该感谢那些“妖人前辈”，蒙元军队被“妖人前辈”冲杀大半，朱元璋的义军不是消灭元朝军队最多的，没有“妖人前辈”的冲杀在前，哪有朱元璋的从容北伐、摘到最大一颗桃子在后。

   从精神的利用上，朱元璋亦当感谢“妖人”。朱元璋前期招兵买马，云集反政府武装，得益于“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的宣扬，对人心影响甚大。对此，也许他是感同身受最深的，所以“成大事”后，下诏严禁白莲社、明尊教，并把取缔“左道邪术”写进《明律》十一《礼律》，用法律形式列其早期信仰为非法，而转尊更有利于统治的“儒教”。

   历史就是以最后的胜出者为蓝本，毋庸置疑，朱元璋是给了蒙元朝最后一击的人，是他收拾了所有的义军，背弃早期信仰、恢复“儒教”传统地位的还是他。所有这一切，与其说他是“背信弃义”，不如说他是“最成功的变脸大师”——成就了“正义之师”这一伟大的“变脸形象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