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是赏的，不是用的，而且也不堪用。如果“国学”只能与“传统”划上等号，那么她和古玩的区别在哪里呢……

        “国学”与“古玩”

          有何区别？

    现在一提起“国学”，基本是两千年前的“精华”，所谓“国学大师”，大都是对两千年前的“精华”诠释得比较好、有心得的“解词者”或“观赏者”。

  
   我至今认为，被一些学界人捧到天上的“国学大师”钱钟书并非真正成大器者。因为他对国学，只有观赏，没有创造。

    钱钟书《谈艺录》、《管锥篇》等书，展示了一种“观赏学术”的极品。钱氏自恃其无与伦比的天资，奇谲脱俗的思路，学术上不乏新人耳目之处，甚至堪称自成一格，但总的说来，终不免流于琐屑浮华，陶醉在个人渊博学识的陈列中，与真正大器尚有差距。
    钱钟书可谓“观赏学术”的“极品大师”，他以其在中国学界享有的万人膜拜地位，引发了一股引经据典炫文取宠的“把玩国学”之风。至今很多学人将钱钟书视“国学大师”典范，其实这位“国学大师”，只不过是“学术自娱”典范。
      当然，即便是“解词”或“观赏”，也需要渊博学识，在这一点上，后来人都达不到钱钟书的“高度”，更遑论制造“国学”新鲜血液？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不能创造性地发展“国学”，而只能守着“国学”两千年不变？

    一言以蔽之，因为他们从来就匮乏一以贯之，不受时尚风流左右的精神信仰。
    他们的价值理念完全依附在现世人生的低浅层面上，始终屈从和受制于现世人生景况的演变和更迭。他们无法为自身的存在确立一个终极性的超越维度。
     这正是千百年制造不出新鲜血液的根源。

   标榜“内圣外王”的儒家学说，就是将现实需求作为自我认评的重要标准所谓“修齐治平”，“修齐”不过是“治平”的手段和铺垫。道家的“出世”说与儒家的“入世”说看似分道扬镳，但就其价值底线均着落在飘忽匆促的“现世”而言，二者本质上并无截然区别。
      功利心至上的学者，可能创造发明吗？所以一部中国思想史，只有一些以文字游戏炫智或洋愚的断简残章。

    “国学”革新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国学研究”需明白：在已经普世的现代价值文明观的今天，“国学”绝对不能等同重返传统，否则，无异于在航天的时代，我们却欣赏着农民自制“小飞机”。

    没有新鲜血液的“国学”热的回潮，不能简单视为文化的复兴甚至文艺复兴。除了暴露出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价值取向上的迷惘和精神建构上的消极以外，是否还能找出其他值得称道的意义？

    制造不出新鲜血液的“国学大师”，无异于“古玩家”的促销。

     古玩没有“结实货”，所以是赏的，不是用的，而且也不堪用。“古玩家”的种种鉴赏手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置身于商品经济的滔天浊浪中，他们自诩清高脱俗，然而“国学”热恰是他们不甘寂寞、不忘世纷的心境写照。 

     
    热到21世纪的“国学”，如果还是只能与“传统”划上等号，那么纵然血是热的，但却并不新鲜，一种没有新鲜血液的文化，对势必走向现代化国家，能否发挥文化的主体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今日“国学大师”，守着两千年不变的“国学”，没能力创造新鲜血液，那么所谓“大师”美誉，却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们至少应该明白，今日“国学”与古玩之大不同，应是创造而不是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