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    在分析1930年的德国电影《蓝天使》时我们提出了“借代”的修辞现象，借代，是语言技术，但它的语理基础则是使用者“言此物以及彼物”的“喻”的观念。语言既有组合关系也有聚合关系，聚合中有喻的联结点，也有非喻的联结点，前者被称为隐喻（ metaphor ），追求一种相似性或可类比性，后者在东方被称为借代，在欧洲则被称为“转喻”（ metonymy ），追求的是一种替代性从而到达某种象征性。这一年法国导演让·维果的《操行零分》，以个人自传的方式表达导演对“社会是个大监狱”的认识。主人公达巴尔是维果本人的直接替换，他所在的寄宿学校是社会的替换，他所属的孩子群是无权无势小人物的替换，他所面对的校长与教师（于盖老师除外），是虚伪残忍卑劣的统治集团的替换，孩子们在宿舍枕头大战和提纸灯笼游行，是对青春活力的赞美以及对反抗专制的歌颂的替换，种种替换组合成的时空与人物，最终构成导演揭示社会本质的一种象征，这种把潜在的颠覆倾向转化为明目张胆的颠覆的鼓吹，确是电影史上的首例，让·维果以这部影片成为法国后期先锋派电影的代表，也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运动和作者电影。此外，让·维果在拍摄中被自己对少年生活的回忆和“造反”激情的鼓动，使初剪出来的影片长度大大超过要求，他不得不大幅度删剪。删剪中他没有按情节发展逻辑进行，而是按照情绪进行，结果造成了一种“跳接”的剪辑手段。

    美国导演弗兰克·卡普拉本年作品《一夜风流》引发了电影史家对于“乖僻喜剧”的讨论，所谓“乖僻喜剧”（ screwball comedy ），是指影片主人公性格乖僻、行为古怪，行事原则有悖常理，因而引发种种具有喜剧色彩的情节。其实这种电影，更多地是把故事情节建构在两个人的性格冲突上，形成一种完全的“二元矩阵”结构。富家女埃伦为逃脱父亲监管登上长途汽车，抢了失业青年记者彼得的座位，构成二元矛盾的起点，以后他们一路同行，娇嗔任性的埃伦与恪守道德的彼得互相加深了解，最终戒心转为友情，友情又变成爱情，矛盾的每一方都在向自己的反向转变，每一方又都成为对方转变的动力，而最终化成一堆新的对立统一矛盾体。这种章法后来形成一种基本固定的格局，典型的例子有美国的《罗马假日》、《当哈里遇到萨莉时》、前苏联的《合法婚姻》等。

    中国电影《大路》（导演孙瑜）是中国诗电影的代表作。诗电影是导演诗化的人生态度的表现——面对苦难的人生，却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社会理想。诗电影在叙事上也是不同于叙事电影的。1、结构上以诗对生活的简化，使视觉形象跳跃、简洁；2、对场景是虚实相间，以虚静营造环境，以虚景渲染情感；3、大量使用有象征语义的视觉意象群镜头，造成情绪的强化。

1934年   前苏联瓦西里耶夫兄弟导演的《夏伯阳》，第一次在银幕上树立了一个光彩照人的革命英雄形象。英雄叙事是文学的重要母题，电影艺术也不能例外。由于英雄叙事出现得很早，各国的神话、史诗在人类的记忆中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故而英雄叙事已经具备了一个基本模式。该模式为“①英雄诞生—→②英雄成长—→③英雄再生—→④建功立业—→⑤建立崇拜”。按照这个模式建构的英雄叙事，符合观众的认知心理，容易与导演产生鉴赏的共鸣。《夏伯阳》这部电影完全符合这个模式：①游击队溃败，夏伯阳赶来，带领游击队反败为胜；②和政委富尔曼诺夫的几次“交手”，使他逐渐成熟；③富尔曼诺夫用党的原则成功地改造了游击队和夏伯阳，奉命回部队，夏伯阳像离开父亲一样和他依依不舍；④夏伯阳的部队受到偷袭，他也受了重伤，但敌人终于被全歼；⑤夏伯阳成为苏联人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本片的叙事稳妥扎实，富于章法。而且对刚刚进入叙事的声音元素做了富于匠心的安排：生活中的音响如叮当的铃声、枪声、击鼓声、得得的马蹄声、喇叭声、小猪尖叫声、火车汽笛声、树叶的沙沙声都增加了画面的真实性，白军上校保罗兹金弹奏《月光曲》的段落也处理得非常精彩，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情节的情绪以及人物间的关系。

中国电影进入有声片时代，也很重视歌曲的使用。本年中国导演蔡楚生执导的《渔光曲》，直接用主题歌为影片命名，表明了歌曲对本片的重大意义。渔光曲在影片中不仅实现了渲染环境气氛、表现人物心绪、抒发主题思想的多重作用，而且被用作情节发展的关节点。他本身又是一首艺术完整的音乐，通过电影在观众中迅速传唱开来，又从另一方面扩大了电影的影响。

    本年前苏联另一部现实主义英雄电影《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也非常重视音乐音响问题。编剧维什涅夫斯基直接写信给导演吉甘：“我一直在考虑音响，音响的‘主旋律’，总体音响形象和歌中音响形象。”似乎电影文本在他眼里同时也是一部交响乐的总谱。他还为导演提供了表现人物的音响形象，以及表现大海、风、部队行动、作战等种种音响形象的设计思路。

    本年法国导演让·维果摄制的《亚特兰特号驳船》，评论赞叹它的画面十分精美，时时让观众见到不可思议的景象，如现代派诗作。尤其片中船长潜入水中寻找妻子倩影的场面，是超现实主义影像精品。法国新浪潮运动把让·维果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

中国蔡楚生拍摄的《新女性》是中国无声电影末期的一部优秀影片，在电影语言上有独到的创新，如片中以车窗为画框的回忆镜头使用得很成功：车窗本身就像一幅银幕，窗外的景象流动飞逝，极像脑海里不断浮现的往事，所以观众能够很自然地接受这种语言形态，影片也省却了过多的镜头切换，能够充分保证镜头的完整性和叙事的连贯性。另外多画面的运用表现得十分娴熟，全片的叙事节奏因结尾处进入高潮而处理成由缓到急，也显得十分得当。